在前述案例中，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货物的时价变化是否属于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情势变更原则这一合同法上的重要原则虽然与中国现行法律所规定和倡导的法律原则一脉相承，但却未在中国现行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因而易被中国企业忽视。事实上，类似情势变更这一得到国际认可的重要原则在国际贸易纠纷中被运用并不鲜见，在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院都有判例，如果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只知晓本国法律而忽视了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相关规定的关注，在纠纷产生时会陷入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值得提出的是，在前述案例中，A公司充分注意到了B公司关于情势变更的抗辩理由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相关规定，其未消极地以中国法律无相应的规定来作简单的否定，而是积极阐述对“情势变更”这一原则的理解，并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货物的市价系逐步上涨，且化工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石油价格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发生波动是经常发生的，进而得出当时17%的价格涨幅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并未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明显失衡，故本案价格变动不构成情势变更的结论，这一主张得到了仲裁庭的采纳，而B公司援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所作的“情势变更”抗辩被否定。
可以设想，如A公司未注重B公司的前述抗辩，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货物价格变化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而货物的价格波动又相对较大情况下(这在金融危机期间较为常见)，则仲裁庭很有可能采纳B公司的抗辩理由，A公司将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而得不到补偿。
通过前述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结合中国对外贸易总量飞速增长，中国的进出口商在进行贸易时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愈发复杂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以及众多企业由于在进行贸易时不关注法律适用条款的拟定，在产生纠纷时遭受巨大损失的客观事实，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除了要在产品质量、技术含量等标准上下功夫外，不能放松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关注。从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传统的合同准据法选择理论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许多情况下，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法官或仲裁员可以不经冲突规范指引直接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这样的非国内规则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因而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增强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条约或准则的理解及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相关条文：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的规定3(艰难情形)：由于一方当事人履行成本增加，或由于一方当事人所获履约价值减少，而发生了根本改变合同双方均衡的事件。
对此可采取的救济，第一次效力：维持原合同关系，只变更某些内容，以排除艰难情况导致的不公平结果。第二次效力：指当第一次效力尚不足以排除不公平后果时，而采取消灭原合同关系的方法以恢复公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的经理向我们法务部门求助。今年年初子公司与国外公司签订了一份有关化工原料的合同，合同总价为美元120万，交货期是今年2月底，到港目的地为上海港，支付方式为即期信用证。由于市场价格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该货物现在已经涨价。为此，国外公司没有如期交货。
当初双方是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协商，签订了合同。子公司以此为凭据，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后，在发出受理通知书后的15天后，国外公司提出了管辖异议，认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不符合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他们认为，该案应当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