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美方的工作也同样重要。在美国，行会、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是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力量，也是长期以来我们所忽视的一股力量。尽管美国通过《外国代理机构注册法案》等法案对境外游说有一定的限制，但仍有很大的回旋空间。有香港学者就曾建议我方应聘请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关公司，帮助策划如何利用对美采购取得美国参众议员的支持，这不仅因为参众议员是美国决策的主体，也因为这些公关公司的成员大多是以往美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基辛格和多尔等人。他们代表了美国政客在政界复杂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外国政府永远搞不清楚的。
就采购的内容而言，对农产品的采购更容易引起美国政界、媒体、商会和利益群体的重视，这也是美方一些人士的建议。
近期的中美经贸摩擦表明，中国入世后一度出现的中美贸易蜜月期已经结束。
从美国政府、工商界和媒体的表态可以看出，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一年里，美方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宽松氛围，更多采取了观望态度。但从第二个年头开始，美方对中国入世承诺方面的抱怨便开始公开化了，结合着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美经贸摩擦在2003年的下半年迅速扩大化了，而反倾销诉讼也随之扑面而来。
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入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机遇和利益，还有挑战和成本，从今以后，我们将要长期与反倾销之类的问题“共舞”。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已不仅仅来自美国，在2003年，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秘鲁、埃及、南非等国都频频对中国出口提起反倾销指控。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这些反倾销难题，就会有更多的国家祭起反倾销大旗，与我们进行周旋，而“反倾销”这个国际贸易术语，将不仅仅成为中国普通百姓熟知的热门词汇，更将成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政府的“心痛”。
认识到这点很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整体的预警意识，也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具体在反倾销问题上，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欧盟等反倾销使用大国的坚持下，反倾销协议中存在一些有利于反倾销使用国的不尽合理的条款。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有必要通过双边谈判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与有关国家合作，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的部分条款。此前，日本等国已经在西雅图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议题。
加强地缘经济合作，联手受害国进行反击也很重要。有专家提出，亚洲国家在应对类似“围虾救牛”的问题时，有必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对方领教东方智慧的厉害。比如，亚洲国家可以考虑在另一些与美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领域给予反击，如同欧盟在钢铁战中所做的那样，在多次要求美国撤销钢铁税无效之后，威胁对美国几个州的众多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而这几个州对布什的总统连任竞选极为关键。这样也就挟制了布什，在政治层面中对经济活动施加压力，从而破除了坚冰。
这个“15年”学问很大，在第3年得到与在第15年得到“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有着天壤之别。为此，中国政府应积极运作，通过双方谈判力争使更多的国家早日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删除。
各地方政府也有很多事情可做。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2月末，深圳设立了贸易壁垒申诉与调查服务中心，这是国内城市设立的第一家应对国外贸易壁垒的专门机构，深圳市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成立专门机构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应对反倾销的城市。这样的中心和有这样意识的城市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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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