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上来考察，最惠国一词虽然直到17世纪末才开始在国家之间的通商协定中出现，但其萌芽可追溯到11世纪。该时的最惠国体现为外国商人有要求市场竞争 “机会均等”的权利。其实，这也正是最惠国的灵魂所在，后来无论该权利的取得条件和方式如何改变，“市场竞争，机会均等”的灵魂是贯彻始终的。不过，此时的最惠国都是单方面地只给与商人的个人权利和管辖的优惠。
但随着15、16世纪世界商业的迅猛发展，英国和荷兰日趋强大，与老牌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竞争日趋激烈;继而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共和国分庭抗礼。相互竞争的各国为了谋求贸易的最大优势，被迫以减让关税作为回报。出口国不仅想使自己享有优惠待遇，而且希望其他国家享有的待遇不优于自己享有的待遇。于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开始出现在特定大国之间的条约当中，非歧视概念也逐渐形成，但这时的最惠国待遇主要是满足强国之间商业扩张的需要。到18世纪，国际贸易规模日趋扩大，相互给予“最惠国地位”的意思表示开始在一些条约中出现。1713年英法乌特勒支通商条约规定，一方保证给予第三国在通商与航运方面的好处，也给予另一方。
而1750年的英国与西班牙的协定则更具有现代模式：一方允许并同意给予或将要给予其他任何国家的所有权利、特许权、免税和豁免将同样给予另一方的国民;反之亦然。该条款被称之为欧洲或“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 而与此相对的是1778年美法条约中确立的，被称之为“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美法条约作为美国独立后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包含了与欧洲最惠国条款不同的最惠国条款：双方相互承诺在通商和航海方面不授予其他任何国家特别的、协定另一方不能立即取得的优惠。
如果减让是无偿取得的，另一方可无偿享有同样的优惠;如果减让是有条件的，在给予同样补偿之后享有同样的优惠。欧洲式或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比美国式的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显然更有利于国际经贸交往，因为依美式条款，某一贸易协定减让并不自动延伸到其他国家，而仅给予履行了特定条件的国家，而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不要求直接的互惠补偿，保证了平等对待，从而以通过拒绝提供无偿的准入特权，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其讨价还价的能力。ƒ 随着美国对外贸易日趋强大，美国的有条件的最惠国贸易政策对
一直到19世纪中期，最惠国待遇才发生质的飞跃，其标志是1860年英法两国签订的旨在实行自由贸易的“科尔登——切维利尔(Cobden-cheralier)条约”。该条约第一次形成“相互给予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这个现代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模式，而“最惠国条款是现代通商条约的柱石”，也成了一句著名格言。随后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为其要件的贸易自由主义渐次席卷欧洲和其他地区，但美国一直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到1923年。
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美国经济的日趋强盛，最惠国原则的多样性解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关系的表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战后，最惠国待遇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为恢复其被破坏的经竞相实行贸易限制的情况下，美国提出建立平等贸易关系的计划。1918年“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就有一点是敦促在所有同意缔结和约的国家中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无论一国视何种关税为其经济所必需，无论关税税率高低，都应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国际联盟也提出了所有成员国公平贸易待遇的目标，1919年签署的一系列和约中也包含了最惠国条款。国联经济委员会曾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为专题研究。1936年国联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讨论了多种多样的问题，并提供了最惠国条款的法律建议文本。虽然国联因自身体制的种种缺陷和三四十年代的国际特殊关系而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多边体制中尝试最惠国待遇。这一种尝试为后来建立多边贸易关系的最惠国待遇提供了有益经验。其实国联努力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即1929年爆发了西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大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的空前破坏，使得他们纷纷构筑贸易保护的壁垒，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美国于1930年制定的《斯穆特——霍利关
税法》，该法将美国的进口关税规定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而掀起世界贸易保护的狂潮，连最坚持“自由贸易”的英国也不得不放弃最惠国原则，实行英联邦特惠区制度。
二战后，美国把废除贸易优惠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英联邦的贸易优惠制度，同时也把废除这些优惠作为接受哈瓦那宪章的一个条件。但美国的主张遭到英联邦国家的拒绝，从而使国际贸易组织当时未能成立。尽管国际贸易组织夭折，但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还是得到实施，从而奠定了世界贸易制度的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最惠国条款更成为国际贸易原则的基石。总协定第1条规定：任何缔约方对产自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产品所授予的利益，应立即无条件地授予产自所有其他缔约方的相同产品。这一规定禁止缔约方通过双边条约的形式进行不对全体缔约方生效的优惠安排，除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外。希望建立优惠安排的缔约方，必须首先从其他成员方取得总协定第1条最惠国要求的豁免。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是在总结历史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把双边最惠国待遇扩展到多边最惠国待遇，它是最惠国待遇发展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到了196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又主持制定了《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文草案》，于1978年获得通过，并建议各国就此草案缔结一项国际公约。
最惠国待遇的发展史向人们揭示了最惠国待遇确有它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存在的客观需要。更何况在日益蓬勃发展壮大的国际贸易和日趋全球化、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任何形式的歧视都可能招致更大的歧视。从长远来看，所有国家都将承受因歧视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贸易格局扭曲的恶果，即使它们暂时能从中获益。国际大市场本身所要求的共同遵守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运行机制，正是最惠国待遇真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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