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涵盖了很多我们自己的生活。他们1987年结婚，那时候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平稳，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还要凭鸡蛋票、粮票购买东西，房子也是单位分的。应该说在那个相对清贫的年代，两个刚从破裂家庭走出来的人非常珍惜他们的新生活，日子过得很平稳。
问题发生在1995年。除了沿海，内地的巨变就发生在1995年。那一年，他们先后下岗，而他们的儿子才出生没多久。于是女人说找男人妈妈借钱，但他妈妈说自己每个月只有300元的收入，没有多余的钱借给他们。女人很生气，矛盾就这样出现了。后来女人曾经卖过服装，炒过股，都赔钱了，包括男人开出租赚的钱。当男人准备自己买车时，又一次面临借钱。又是向男人的母亲借钱无果，矛盾再度爆发。
一直到了1999年，他们重新就业，而整个社会形势也有所好转，但是伤害过的感情却很难再回复到从前了。而且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女人认定了男人在外面有相好，不然为什么他在厂里长住。2000年，两个人再度爆发冷战。每当这个时候女人总是骂男人的母亲，打儿子，直到2005年闹上了法庭，闹上了电视台。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把它和文学怎么联系起来，比如想把这个故事改一改再综合一下写出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这里还有三个出场人物没有讲，第一，主持人，第二，社会学家，第三，博导。另外他们的儿子也出了镜头。
主持人就是一个观点：劝和。我们有一个比较古老的观点就是说：“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她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言语和表现都非常幼稚和单薄。她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而是简单地批评双方都没有克制自己，我认为这个主持人没有一点人生经验，当我们把我们个人的伤痛托付给他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不是这种苍白的拙劣的调解。
接下来看社会学家。他说钱的问题很重要，想办法让钱包鼓起来，你们的矛盾就会小下去。可在我看来，钱是买不来幸福的。作为社会学家，应该从根源上分析，他们被什么支配了?怎么让他们失去了?什么让他们一步一步失去善意、宽容、恩情，变到最后恶语相加?可是我们的社会学家却把它归结为金钱和家庭暴力的关系。
还有博导，他说你们没有建立一种良好人本的模式。模式在他的话语里出现多次。他说你们应该把夫妻当朋友，把朋友当夫妻。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能在家吵架，你们对夫妻就是要像朋友一样的。但是夫妻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不一样的，怎能够把夫妻当朋友，把朋友当夫妻?他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命状态，来成就他的学问，来判定中国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话语方式让我觉得痛心。我们怎么期望痛苦能得到抚慰和释放呢?
最后在屏幕上出现的是孩子，主持人居然问：“你父母要离婚，你同意不同意?”九岁的孩子的表情顿时非常难看，眼泪就下来了，这是一种残忍。这么直接地问孩子，就是把一个道德判断，把成年人的是非判断，都非常沉重地加在孩子身上，你要他怎么说?!哪个孩子敢说“我愿意父母离婚”?
接下来问他：“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孩子就说了真话：“我最怕他们吵架。只要他们不吵架、不打我怎么都行。”当这种矛盾转嫁到孩子身上，一吵架就死打孩子的时候，这本身是我们自己缺乏人性。婚姻实际上已对孩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巨大的不安全，我们有责任告诉他，父母的婚姻关系就应该解除了。解除以后，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应该给孩子营造一种安全、安定的环境。生殖与繁衍是动物最高尚的本能，因此保护孩子是人类的本能责任。双方都应该把孩子放在最高利益。
由此我还想到隐私问题。虽然他们夫妻是自愿上电视台暴露自我的，可夫妻之间最好的弥合剂，其实还是夫妻之间的恩爱、一起度过艰难岁月的日子。这些隐私不宜公开，因为在公开场合谁都会要面子。
我还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考虑到时代背景对他们的影响。我的小说就是要唤醒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东西：是否我们都不敢面对现实呢?主持人不敢劝他们离，社会学家和博导他们也一样。为什么他们不能正视现实?包括他们两口子，他们的孩子。我想孩子心里想的其实离了还好一些，但是他绝对不敢上了电视后对着镜头说，“我希望他们离”，因为那就不是一个好孩子。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走到今天，是不是也被迫丧失了什么?或者是我们执着地想做的东西没有做，或者是我们不想做的东西做了。文本的人物分析清楚以后，我要考虑社会现实，把人放在一种什么位置。我们的历史、文化为什么给予我们这种性格?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处理问题?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处理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思考过程。
故事文本的结局是惨痛的。而文学作品呢?当故事文本变成作品时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了，因为它加入了很多作家个人的观点和思考。
在漫长的日子里，很多问题都会让我们的心非常受伤。这时如果你阅读到自己需要的小说，就会觉得像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会让你慢慢平静下来，恶意在减少，急躁也在减少，也许你会想，那我就让了他吧——类似于宗教的情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文学的一种提升功能，虚拟的作品反过来又抚慰了现实中的人们，是对心灵的一种提升和挖掘。
所以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人生的很多时刻，问题层出不穷，却没有答案，该怎么办?我们其实只有靠一种精神抚慰，让这种精神抚慰唤起自身的能力，这时候你沉浸在阅读中的话，你会觉得你慢慢有勇气，慢慢有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会想到没有问题解决不了。虽然人类的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你可以超越答案，因为你的生命在前进。
再举个例子，我到杭州来，发现杭州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花十块钱买一壶茶，然后打一下午的牌。他们远离了文学吗?不见得。其实他们的言谈，他们的服饰，来自作家笔下，或都能从电视电影中找到痕迹。现在很多女人染头发，这种时尚也是从文学推向了民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有人曾评价我的小说“通俗”，也有人说我意在揭露或批判现实。其实都不是。我所有小说的意义只在一点：唤醒中国人存在于血液中的现实感和直面现实的精神。为什么要唤醒?因为我们不少人已经丧失。
建国五十多年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处特殊时代背景，我们往往被大的政治运动所主宰，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失去了自我。
这正是我们和西方人性格的差异所在。比如画画，中国人重在写意，大笔一挥，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而西方人画的却是油画，精雕细琢，细致入微。同样画裸体，中国古代就有春宫图。它在官家及民间暗中流传，但公众场合却绝对没有，那是犯大忌的。而西方却可以堂堂正正挂在艺术画廊里当作高雅艺术欣赏。
再比如拂尘与吸尘器之比。这是近来我一直研究的一个对比，它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灰尘无所不在，中国人用拂尘掸，一挥一掸，以为没有了，其实还在身边，或不在自己的身边，在周围其他人的身边。西方人怎么做?他们发明吸尘器，把灰尘吸进去，既不害己，也不害人。
时至今日，拂尘越变越精致，已成为艺术品高悬堂上，据说最好的拂尘以玉做杆，取鹿尾或马尾，价值高达数万。但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绝不会因为一杆拂尘而去伤害动物。他们努力更新吸尘器，使其越来越小，越来越实用，越来越便宜，为人服务。于是先于吸尘器100多年发明的拂尘，从实用工具变成了仅用于欣赏的艺术品。欣赏完毕后中国人要去买吸尘器解决灰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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