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审判公开制度的完善思维导图

青烟

20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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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两大主题，“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①]审判公开则是两大主题之一公正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具有保障与促进公正的独特的制度价值。我国同样将审判公开列为基本诉讼原则，但目前对该原则的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缺乏深度，与其配套的制度尚不健全，审判公开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有名无实，因此完善我国审判公开制度则是当务之急。本文拟就此谈些个人管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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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审判公开的内涵与价值

所谓审判公开（public hearing），是指审判应当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进行，并适用各种具体的诉讼制度来最大限度地将诉讼过程和诉讼信息公示于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面前。审判公开最早是意大利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在18世纪中叶提出的，他在《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名著中写道：“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与欲望。”[②]审判公开原则是反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司法专横、秘密审判和法官擅断的有力武器，在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并掌握政权以后，相继规定了审判公开制度。最早形成立法的国家是美国，其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由犯罪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到19世纪，法国（于1808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0年）等国都相继实行了这一原则。从1764年贝卡利亚提出审判公开这一原则，到主要西方国家将这一原则纳入各自立法中，大约用了一百年时间。到20世纪中期，审判公开原则先后为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所认可，进而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司法原则，它标志着民主与法制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

（一）审判公开的内涵

1、审判公开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即既包括对当事人的公开，又包括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审判公开是作为“秘密审判”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封建主义纠问式诉讼中，审判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以及审判的过程，不仅不向社会公开，也不向被告人公开，贝卡利亚首倡的审判公开是既包含向当事人公开，也包含向社会公开。“秘密审判”现已被历史所摒弃，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无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对当事人而言均是公开的，故审判公开的对象仅是社会公众。[③]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当事人是审判的直接对象，其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与司法是否公正密切相关。审判公开原则设立的初衷则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当事人受到司法的公正对待。当事人是审判公开的首要对象，审判对社会公众的公开则是围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当事人受到司法的公正对待这一中心的。现代司法理念以公正作为追求目标，强调以公开促公正，故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审判公开原则不仅强调诉讼面向公众和社会的开放，尤其是舆论的监督，以实现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意义上的诉讼民主，[④]而且更加强调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与审判知情权，以最广泛的公开保障与促进司法的公正。可见审判公开的对象不仅限于社会公众，而且应包括当事人。

3、审判公开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即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又是当事人、社会公众的权利。我国宪法在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节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相应的条文在美国宪法中是出现在人权法案第6修正案中：“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由犯罪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从二者在宪法中出现的部位可知中、美两国对审判公开的定位是不同的。中国规定的审判公开是作为国家机关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而美国则把它作为刑事被告的一项基本权利。二者定位的不同实际上是“权力本位”与“权利本位”两种观念的差异。如果仅将审判公开视为法院的一种审判活动准则，定性为权力，那么法官在决定审判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范围、方式等方面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再加上没有相应的权利加以制约，审判公开将流于形式，司法公正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必须将审判公开定位为双重属性，即其不仅是审判机关的活动准则，具有权力性质，而且更应该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社会公众的宪法权利。审判公开上升到宪法层面上，其实质是赋予公民对审判过程的知情权，是使审判过程尽量民主化。公众应是积极的权利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法庭上法制教育的客体，其有权了解审判活动的全过程，而不是经过挑选的片段。审判机关自觉地将审判活动向社会公开作为自己相对于公众知情权的义务时，审判公开才不至于成为空话。

（二）审判公开的价值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两大主题，审判公开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和保证，这就是审判公开的价值所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对诉讼结果的接受。实行审判公开，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充分了解审判的过程，进而正确及时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采取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当事人对自己亲眼所见的审判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审判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审判结果，往往容易认同和接受，因而有利于他们自觉地履行诉讼义务。

2、有助于规范、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和消除司法腐败现象。全面落实审判公开制度，依法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行使，充分提供程序主体参与程序的机会，则能以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监督、制约审判人员的审判权的正确行使。[⑤]同时审判过程的公开透明，能形成良好的外部强制监督和自我的严格自律。司法改革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把审判活动从单纯的部门行为变成能为社会公众触及的公开。通过审判公开，将审判活动置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既可以增强审判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规范审判行为，同时也可以避免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促使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可以说审判公开是司法最有效的“防腐剂”。[⑥]

3、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同感和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通过审判公开，可以使公众充分了解司法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亲眼看见正义的实现过程，从而树立司法权威的观念，进而增强对司法公正的认同感。同时通过审判公开，可以使公众受到生动形象的法制宣传教育，从而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遵守法律、维护法制的自觉性。

二、我国审判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实行审判公开的意识不强。这主要是指实行审判公开的主体即审判人员不愿按照审判公开原则的要求将审判的过程与结果明确的对外公开。这种心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审判人员对审判公开的内涵与价值缺乏清楚的认识，他们将审判公开视作审判机关的权力，是宣传自己的工具，并未真正意识到审判公开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权利，审判公开具有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特殊价值；二是审判人员对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他们不敢将审判活动的过程及结果置于公开状态，害怕疏漏与错误的暴露；三是审判人员故意违背审判公开原则的要求，企图以不公开的“暗箱操作”方式达到某种非法目的。

（二）审判公开的配套制度仍不健全。审判公开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其需要配套的制度来全面落实。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和现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我国审判公开的配套制度仍不健全，客观上限制了审判公开原则价值的充分发挥。我国审判公开的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审判公开的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对“不公开审理”适用范围的理解不统一。《规定》虽对应公开审理的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作了规定，但对“不公开审理”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并不明确，导致审判实践中因理解不同而做法不同。例如案件涉及多个案由、事实，其中部分案由或事实符合《规定》列举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是全案均不公开审理，还是涉及到列举情形的部分不公开审理，《规定》对此未予明确。此外对当事人合意选择不公开审理是否准许现行立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2）决定二审是否公开审理具有较大随意性。《规定》对二审应公开审理的案件采用了列举的方式，但在实践中二审是否公开审理的决定权完全在法院，承办法官往往害怕麻烦在找当事人作走过场式的谈话后，甚至在与当事人未曾见面的情况下即作出裁判，其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在当事人不知情、未参与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在程序上对当事人而言是极不公正的。（3）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应当公开没有明文规定。大多数死刑案件的判决（裁定），都在执行死刑前向被告人宣告，用布告向社会公开。对于不核准死刑而发回重审的案件，按第一审或第二审程序重新审判开庭时，重审法庭都要宣告不核准死刑的裁定。故而绝大多数的死刑复核案件，核准与否的裁定是公开宣告的。但是因为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下面两种情况则存在如何向社会公开的问题：一是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裁定，只在交付执行前向本人宣告，而没有向社会宣告的机会；二是复核法院直接改判的案件，也没有向社会宣告的机会。

3、在审判公开的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公众知情权未得到全面落实。《规定》虽对公民旁听审判作出了规定，但各级法院并未将审判公开上升到公民的民主权利的高度来认识，往往不严格执行庭前公告的规定，公众无法知悉案件的开庭信息也就无法旁听庭审，其知情权因此落空。（2）审判公开与社会监督的关系处理不当。目前审判公开与社会监督的关系处于对立的状况，一方面社会监督的实行受到限制。其中新闻媒体的监督受到限制尤其明显。《规定》虽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审判作出了规定，但实践中许多法院害怕新闻媒体的报导会披露该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出于护短的目的则对新闻媒体的报导持排斥态度，对记者的采访不予配合，甚至设置种种障碍。另一方面社会监督常常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侵犯。审判实行公开，为社会公众监督审判活动的各个环节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这种监督如果行使不当，超过必要的限度，则常易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侵犯，不但维护不了司法公正，反而构成对实现司法公正的妨碍。实践中常常发生新闻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在案件审理未结情况下即炮制所谓的“独家报道”或为谋取某种利益而对案件进行别有用心的炒作的现象，这些行为是利用审判公开的规定，企图借助社会舆论监督的合法形式来干扰审判机关的独立办案。在这种舆论压力下，审判机关有时顾虑重重，只能听命于媒体，从而使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处理。

4、在审判公开的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审判公开的全面实现尚需各方诉讼参与人员的支持。审判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环节，审判公开的全面实现与所有参加诉讼活动的机关、人员的工作作风、水平、质量等有密切关系，没有他们的配合与支持，审判公开将得不到全面的落实。因此必须改变将审判公开无法全面实现完全归责于审判机关的错误观念，需要强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2）审判公开的全面实现尚需有力的物质保障。全面实现审判公开离不开必要的合格的物质条件，如法庭设施、技术装备、经费保障等。审判法庭的缺乏与简陋，技术装备的落后，经费的捉襟见肘是不能满足审判公开的需要的，没有合格的物质条件将极大地限制审判公开的全面实现。（3）审判公开制度的施行缺乏相应的惩戒制度保障。实现审判公开需要建立相应的惩戒制度来保障，即通过规定违反审判公开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个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来确保审判公开制度得到有效遵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于2004年3月19日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其中第3条、第5条分别对法官不得私自单方会见、不得泄露审判秘密作出了规定，这两项内容也是审判公开原则的要求，但该规定并未就此规定相应的惩处措施。这种笼统的政策性规定仅具有倡导价值，并不能保证其得到有效的遵守。

三、我国审判公开制度的完善措施

完善我国审判公开制度必须体现现代司法理念——公正的要求，力求以公开促公正目标的实现。审判公开制度的完善涉及观念变革、立法修改等多方面内容，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强化法官的审判公开意识。法官是全部审判活动的组织者和决策人，这就决定了法官在全面实现审判公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现阶段必须强化法官的审判公开意识，使他们对审判公开的内涵与价值有清醒的认识，从而自觉的执行审判公开的各项制度。

（二）建立、健全审判公开的配套制度。

1、加大诉讼法律的公开力度。必须对现有的内部规定进行清理，并通过多种渠道对有效的规定进行公开，让公众了解，便于他们进行查阅。

2、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范围。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由其参与审判可以扩大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增加广大公民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所以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范围，则能有效地提高司法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贯彻审判公开原则。

3、正确理解“不公开审理”的含义，明确界定“不公开审理”的范围。必须明确不公开审理并非当事人之间实行证据等信息的封锁，而是禁止特定的诉讼资料向诉讼外环境扩散。案件不公开审理，但须明确判决应一律公开宣告。对于涉及多个案由、事实的案件，应明确并非整个案件都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仅是其中涉及《规定》列举情形的部分事实，当这部分事实调查结束后，案件仍应恢复公开审理。立法应当允许当事人协议不公开审理，但双方当事人协议不公开审理规避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则应作禁止性规定。受案法院对当事人不公开审理的申请享有审查决定权。

4、提高二审案件的开庭率，克服决定二审是否公开审理的随意性。二审案件法律虽然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但必须明确除单纯的程序问题外都应坚持开庭审理，以此增加二审程序的透明度。二审案件无论是否开庭审理，其裁判结果仍应公开宣告。如宣告裁判结果未采用开庭的形式，则应以新闻发布会、法院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

5、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公开。针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结果公众无法获知的现状，应采用公报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以体现该程序的透明度。

6、重视庭前程序的公开，增加庭前程序的透明度。法官的庭前调查行为应该规范，应在双方当事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尤其应避免法官单独向任何一方当事人进行调查询问，以免另一方当事人丧失当场质问的机会。庭前对诉讼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均应让双方当事人知晓，审判信息必须公开，确保当事人庭审中辩论权的行使获得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在加强庭前程序的公开时，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准备程序、英美法系的发现程序，其中效果明显的做法应该予以吸收。

7、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是贯彻审判公开原则的重要措施，是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证人、鉴定人不出庭作证仅宣读书面证言和鉴定结论的情况非常普遍，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这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对证人、鉴定人的发问权以及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的质证权，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法庭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审核与认定。适应审判公开的需要，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应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9、完善执行公开的规定，强化执行程序的公开。其主要包括：一是执行案件公开，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均可以到法院查阅有关材料，了解执行案件的情况。二是执行过程公开，进行执行活动时必须有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场，并允许群众观看以及新闻媒体采访报道。三是执行结果公开，执行的结果应当在执行结束后或定期进行公布，并允许新闻媒体采访报道。

10、裁判文书的公开方式应该改进。裁判文书的制作必须规范化，应加强论证与说理，特别应强调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心证，即公开法官采信证据的理由，从而树立裁判文书的公信力。[⑨]在公开的形式上应增加裁判文书公开的途径，可通过网络公布，也可将裁判文书定期汇编公布，并实现一定数量的向公众赠阅。[⑩]

11、废除“审判行政化”式的审判方式，确保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首先要废除院、庭长审批具体案件制，还权于合议庭、独任庭。其次要改革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建议设立各专门委员会，实行听证制度，赋予当事人对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申请权，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则应署委员的姓名，严格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的范围与数量等。再次要取消案件请示制，维护审级独立。目前应建立、完善提级审理制度，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提审，而且应将提审后形成的判决作为司法解释或判例。提审可使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既能使个案得到公正处理，又能发挥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对全国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11]

12、正确处理审判公开与社会监督的关系。一方面应确保社会监督的实现，为公众旁听庭审、查阅裁判文书、了解案件信息等提供方便，对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予以支持、配合，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则应规范社会监督的范围与方式，排除社会监督对正常的审判活动的非法干扰。可借鉴国外的有效做法限制与排除新闻媒体对案件妄加评论、误导公众等滥用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行为。

13、争取全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加强法庭建设与技术装备建设，为全面实现审判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

14、建立完备的惩戒制度，为审判公开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应细化禁止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审判人员单方接触的规定，逐步消除“暗箱操作”现象。应明确违反审判公开制度的行为的法律后果是该行为应属无效，一律予以撤销，重新进行，实施该行为的审判人员则应承担接受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审判公开制度的特殊价值应该得到高度重视，我国必须加强对完善审判公开制度的研究，将完善审判公开制度尽早提到我国司法改革的议事日程之上。

注释：

[①] 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

[②] 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③] 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④] 安徽省法官培训学院编印：《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安徽省法院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第301页。

[⑤] 梁宝俭主编：《人民法院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⑦] 万鄂湘：“加入WTO与我国司法理念的更新及法制改革”，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⑧] 同3第89页。

[⑨] 王庆文：“心证公开与裁判文书的公信力”，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17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