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万里介绍，从贸仲上海分会受理的案件看，金融危机下，商事仲裁有三大趋势：一是涉外案多，上海分会受理的案件中87%为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产生的商事争议；二是涉案金额巨大，全年结案争议标的超过5亿美元；三是由于当前大宗商品及原材料市场价格急剧波动，争议集中在国际买卖领域，包括多件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交易。“比如有个案子，两家公司年前签订了2008年每月买卖2000吨电解铜的合同，但很快铜价大跌，市场上对铜类产品的需求减少，买家甲方提出解除长单合同，导致卖家乙方遭受200万美元损失，双方产生争议，乙方提请了仲裁。”
何为仲裁？即一种由双方通过约定，将争议交给第三方作出裁决的解决方式，其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英国议会于1697年正式承认了仲裁制度，产生了第一个仲裁法案，并于1889年制定了第一部仲裁法。进入20世纪以来，仲裁日益被世界各国普遍作为解决商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尤其在金融风暴这样的多事之秋，企业总是渴望尽快解决问题，并尽可能不要影响声誉。仲裁的优势在于保密性和程序快捷高效。”贸仲仲裁员、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丁伟认为，根据《仲裁法》规定，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裁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一经作出即为终局，不能上诉，彰显了很强的高效性。
对日益卷入全球化的企业来说，仲裁还有在境外执行的优势，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有144个国家加入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直接承认和执行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而无需通过所在国的外交途径层层上报。这是金融危机下，企业跨国追讨的捷径。
一些企业认为，仲裁庭也许跟法庭差不多，属于“国家权力机构”，庙堂高远。还有些企业则害怕仲裁员“吃了原告吃被告”，自己成了人家煎锅里的肉饼儿，两面出油。
“这都是对仲裁制度的误解，仲裁本质上属于一种私权的自我处分，最大的特点就是意思自治，我们俩自己的事儿，想曝光就曝光，不想曝光就不曝。他人不得非法干预。”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李志刚说，仲裁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有权约定仲裁适用的程序规则及实体规范；有权在庭外进行和解……李志刚认为，仲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正因为市场经济以契约为纽带构筑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主体地位平等，竞争机会均等，决定了仲裁作为解决市场主体间纠纷的手段，要在法律框架下，充分体现意思自治的精神。
“用老百姓语言，诉讼叫公了，公了在于它是公权力的体现，有强制性，你不能自己选择法官。调解是私了，可是调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不能被法院执行。仲裁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有私密性，但是符合法律框架，裁决有法律效力。”丁伟说，仲裁案件一般有三个仲裁员，结果就是这三人的意见，一经作出即为终局，如果当事人不满，可在期限内上诉法院要求撤销仲裁。“就涉外裁决而言，如果不是在程序上有问题，法院一般也不会撤销。”如果是涉外仲裁裁决，法院要判定不予执行，必须经报告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方可不予执行。
“目前国际的趋势是，用更为开放的心态和规则来处理民事纷争”，李志刚说。仲裁是唯一得到国际广泛公认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国司法部在2002年曾派员赴挪威、瑞典考察，发现瑞典的民事纠纷95%是调解或仲裁解决，只有5%由法院判决。而根据相关数据，我国的年仲裁案件数，仅占诉讼案件数的1.39%。
闻万里认为，虽然中国百姓或企业目前对仲裁尚陌生，但仲裁这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和中国人素来追求的“无讼是求，恕让为先”的境界，其实是相符的。中国汉代就有诸如“三老”解决乡里百姓之间纠纷的制度，民间至今有纷争找“老娘舅”的传统，随着中国国际贸易领域拓展、层次提升，更多企业当将商事仲裁作为争议解决的有效方式。
日前，香港律政司司长黄仁龙表示，为加强香港在法律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将在这个立法会期内提交《仲裁条例草案》，统一香港和国际仲裁体制，希望香港发展为解决两岸商业争议的中心，成为区内首选的仲裁地。
“现在香港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上海的位置是什么？”丁伟说，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必须要有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环境，规范、引导和保障商事活动，以此来看，上海的法律服务还有待完善。
“本土仲裁事业与国际的距离正在缩短”，闻万里说。新中国第一家商事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成立于1956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仲裁事业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1994年，《仲裁法》颁布。近年，光贸仲每年受理的案件已超千件，从数量上超过著名的国际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目前贸仲的仲裁员名册已有965名，其中外籍仲裁员274名，能满足来自世界各地当事人的需要。”
在今年1月进行的中英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研讨会上，一位国外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评价：贸仲的仲裁程序和英国类似，具有严格、公正、充分尊重双方意思自治等仲裁程序的普遍特征。贸仲的仲裁员无论是能力还是办案经验都十分优秀。
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的初步研究证明，一国经济增长率的15%至20%左右，是由该国的司法机制贡献的。金融危机令商事争议激升，对本土的仲裁机构来说是挑战，也许更是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