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居住制度改革的新思路：以暂缓逮捕制度替代监视居住
羁押，作为一项长时间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活权益侵害极大，基于此，各国均对羁押适用的具体方式作了一定的变通处理，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德国的“延期执行逮捕”制度和意大利的“住所逮捕”制度。[1]
所谓“延期执行逮捕”制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的是如果采取不这么严厉的措施，也足以达到待审羁押之目的的，法官应当命令延期执行仅根据逃亡之虞签发的逮捕令。被延期执行逮捕之人承担以下义务：1、责令定期在法官、刑事追诉机关或者由他们所指定的部门地点报到，2、责令
意大利的“住所逮捕”制度与此类似。根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实行住地逮捕的决定中，法官规定被告人不得离开自己的住宅、其他私人居住地、公共治疗场所或扶助场所。在必要时，法官限制或者禁止被告人与其他非共同居住人或非扶助人员进行联系。如果被告人不能以其他方式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或者陷于特别困难的境地，法官可以批准他在白天离开逮捕地，在严格的时间限度内设法满足上述需求或者进行有关工作。[4]
对比我国刑诉法规定的监视居住制度与上述延期执行逮捕制度和住所逮捕制度，可以发现，两者在对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强制程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我国的监视居住原本可以发挥类似于延期执行逮捕制度和住所逮捕制度的“软化”羁押强制效力的功能，但是，由于立法者对监视居住的功能定位不清，将监视居住作为取保候审的补充措施而非逮捕的配套性制度，因此在客观上未能实现这一目的和功能。为此，笔者建议，以“暂缓逮捕”制度置换监视居住，从而将其改造为逮捕的一项配套性或替代性措施。这样做的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解决此前关于监视居住定位不清、操作不便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此前一直担心因为无法准确把握监视居住的强制程度，而在实践中将监视居住误为变相羁押，因此极力主张废除监视居住。但是，笔者认为，监视居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因为，在司法实务中，总会遇到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羁押然而由于客观原因暂时不宜羁押的情形，这时，就需要有一种变通的方式来处理，既能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间接达到羁押的效果和目的)，又要适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这样，设立一种人身强制程度居于保释(取保)和羁押(逮捕)[2]之间的过渡性强制措施，作为羁押的替代或配套措施，就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是德国、意大利等国设立延期执行逮捕制度和住所逮捕制度的根本原因所在。据此，笔者认为，监视居住不能完全取消，而是应当将其改造为暂缓逮捕制度，并将其定位为逮捕的一项配套性措施。这样，作为逮捕的一种执行方式，暂缓逮捕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程度方面接近于
[1] 我国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了“羁押之暂缓执行”制度，该制度与德国的“延期执行逮捕”制度几近一致。根据该条之规定，基于嫌犯患严重疾病、怀孕或处于产褥期之理由，法官得在采用羁押措施得批示内或在执行羁押期间，决定暂缓执行该措施。暂缓执行羁押所取得之情况不再存在时，暂缓随即终止;如属处于产褥期之情况，则分娩后第三个月完结时，暂缓必须随即终止。在暂缓执行羁押期间，嫌犯须遵守适合其状况或与其状况不相抵触之措施，尤其是履行逗留在住宅及留医之义务。
[2] 由于在我国，逮捕必定会产生羁押的法律后果，因此一般认为，我国的逮捕在功能上与国外的羁押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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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22-323.另见徐静村。21世纪中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第二修正案
[2]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22.
[3]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Z].李昌珂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4]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Z].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