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逮捕措施的立法完善（上）思维导图

几点疏雨

20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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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逮捕措施是指在逮捕制度的指导下,具体对逮捕制度进行操作和实现的一系列司法实践。文章分析我国逮捕措施本身存在的违反正当程序和忽视人权保障的问题以及原因所在,提出提高立法技术、完善逮捕措施相关制度、转变司法人员理念的建议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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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我国当前逮捕措施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

(一)程序正义方面的欠缺亟待完善

逮捕措施发挥其维护社会安全与保障人权的最终目的,必须建立在一个程序正义的前设条件之上,即逮捕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合乎正义的、现行有效的、并且是科学的,并且逮捕执行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这一正义的法律。比较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逮捕制度也还存在着一些的缺陷:

1.相关条文的理解不一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我国《刑事讼诉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逮捕。”

首先,“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没有对证据的质和量作出要求。对于针对于此,我国《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86条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做了一定的要求,①然而,这些法律的规定仍然难以弥补实践操作中的证据质量要求的缺失现状。有人认为,只要“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有人则认为,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构成犯罪”才可以逮捕。对于“犯罪事实”指的究竟是“主要犯罪事实”、“基本犯罪事实”还是“关键犯罪事实”规定的也并不明确[1]。这个表述不明确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因为审查批捕是刑事诉讼中一个比较靠前的环节,如果以较高的标准来评价批捕,无疑会造成逮捕的迟疑性,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的逍遥法外,然而标准过低,也将导致逮捕措施的滥用,造成对无罪者的合法权益之无端侵害。

其次,“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具体标准不好把握,实践意义甚微。立法者用“可能”表述的本意或许是为了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但我国刑法规定的徒刑以上刑罚最低为六个月,意味着大多数案件均可逮捕,使逮捕更多地表现为“惩罚性”,由于“可能”蕴含的不确定性,在客观上造成了无论是捕与不捕均可以在其中找到理由,这损害了逮捕的严肃性,并且过多表现惩罚性的逮捕是与逮捕的保障诉讼之目的相左的。

(二)人权保护的忽视令人堪忧

逮捕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确是以剥夺具体人的基本人权——人身自由为条件的。正确的逮捕可以成为保障大多数人安全、保障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然而不当的逮捕,却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杀手铜[3]。

1.被逮捕人权利难以得到实现。通说认为,被逮捕人的权利应当得到现实的保障,不得非法剥夺和侵犯[4]。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被逮捕人权利保障的忽视现象比较严重。以逮捕人辩护权利为例,在实践中,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现象非常普遍:犯罪嫌疑人、嫌疑人家属提出聘请律师的请求,侦查的机关常常迟迟不予以答复;律师要求会见,侦查的机关出于防止批捕环节的供述出现不稳定情况影响到侦查,便出现一再拖延的情形;即使律师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也会时常出现律师被侦查人员无理打断或者被无故取消会见的现象等等。

2.逮捕的标准掌握过松和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在我国,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占到刑事案件的90%以上。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被逮捕后90%以上被保释,其他西方国家捕后保释比率也在70%～80%之间。以我省为例,通过调研,随机选取我省三个基层检察院近年来逮捕案件的捕后处理情况,对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主要指标情况数据进行分析可知,近年来,某些基层人民检察院批捕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为轻微刑事案件,②司法实践中对于逮捕的标准掌握得并不严格,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了逮捕强制措施。

3.事后救济制度的不足。对于逮捕的事后救济保护上的不足同样严重侵犯被逮捕人的权利。以国家赔偿为例,《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的不予赔偿实令人费解[5]:“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和因精神疾病无刑事责任能力而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不在国家赔偿之列。”我们认为,行为主体的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一个重要要件,也是逮捕的“证据条件”中要考查的一个方面,在没搞清楚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就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则明显构成错误逮捕。由于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该行为一般是法定的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那么何以不存在获得国家赔偿的该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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