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争议点在于黄某南涉嫌寻衅滋事是否已过追诉时效，而其实质焦点在于，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是否属于采取强制措施之一。第一种意见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决定属于采取的强制措施，此案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因为逮捕包括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与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两个相关的法律程序，当检察机关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时，公安机关就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除非因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无法捉拿归案导致逮捕无法执行。但无论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都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采取强制措施，并非要对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才算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处罚，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第二种意见认为，采取强制措施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进行限制。本案仅有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决定而没有公安机关的执行逮捕，并没有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属于采取强制措施，故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所谓“强制措施”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逮捕”一词具有双重词性，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作名词时包括检察机关作出的批捕决定和公安机关的对批捕的执行，作动词时专指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是对其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当认为“强制措施”中的“逮捕”包括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决定时，它属于名词；当认为“逮捕”是指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的执行措施时，是属于动词。笔者认为，1979年刑法第77条规定的“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中的“强制措施”应作名词理解。检察机关作出的批准逮捕是属于已采取强制措施，这可从如下方面去理解。
二，从威慑力角度上看，批准逮捕后犯罪分子就处于公安司法机关的天罗地网中，其强制力、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根据逮捕的条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即表明公安司法机关基本查清了犯罪分子的部分犯罪事实并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犯罪分子有义务接受侦查、起诉和审判。犯罪分子即使在逃，公安机关可以通过通缉、追逃等措施把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每一个公民也有义务将其送至公安司法机关。由此可见批准逮捕是具有强大的强制力的，目的是要断掉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梦想。
三，从实务角度上看，若批准逮捕不属于采取强制措施势必助长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刑法实用全书》[1]中认为：“在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罪责，在司法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以后，仍然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使司法机关不能行使追诉权。对此，如果仍然坚持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势必会使司法机关在同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表明犯罪分子蔑视国家法律。因此，对这种情形，明确规定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可以有利地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法律的尊严。”在现实中，一些犯罪分子明知自己犯了罪，应受处罚，但仍抱侥幸心理逃避处罚，旧刑法规定只要采取强制措施就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目的是要有力打击犯罪，打击逃避处罚的行为。若对逃避处罚的犯罪分子适用时效限制规定，将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助长其嚣张气焰，二是打击公安司法机关的追逃的积极性，对一大部分旧刑法时期的案件不再处理。
四，从公平角度上看，若对批捕犯适用时效制度，则对同案的已决犯显失公平。如果一个案件有多个同案人，经批捕后，有的同案人当即被抓获，有的同案人在时效内被抓获，都受到法律的惩处，坐了牢。而个别同案人在逃，若干年后被追抓回来，若此时对其适用时效制度，则对已接受法律审判的同案人难显法律的公平。
注释：[1]黄太去，滕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刑法实用全书》，群众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北京，第527-5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