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王某在检察机关的检察官讯问其作案过程时，否认自己是有意识向被害人扎了一刀，这同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供述有差异。但综合全案，被告人对检察官的供述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可信。理由有以下几点：
从事实层面讲：
1、从被告人方面讲，他的主观目的是为抢夺财物，当抢夺行为不能完成时实施了恐吓行为。他面对一个瘦弱的女子没有必要用刀实施伤害，要想制服被害人并不难，他只是为了不让被害人反抗并迅速取得财物才拿出水果刀进行恐吓。
2、被告人王某是回到家以后发现刀上有血，才认识到可能伤害到了被害人赵海鹰。关于这一点从几份讯问笔录中可以得到印证。
3、被告人王某没有意识到伤害到受害人什么部位。虽然被告人王某回到家后认识到可能伤害到了受害人，但他没有意识到是伤害到了受害人什么部位。如果明确无误的意识到是伤害到了受害人的胸部或者腹部，他同样也会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后果，即伤害程度是严重的。他为了躲避侦查，是不会连续、反复使用受害人的手机，也不会将赃物、作案工具存放在自己家中了。
至于王某在侦查阶段认可是有意识向受害人腹部或胸部扎了一刀，应该是他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感受到了事态严重，联想到刀上有血迹的事实，认为如果扎伤受害人最有可能的部位就是腹部或者胸部，因为二人曾面对面的撕打，且腹部或者胸部面积最大，最容易受到伤害而作出的供述。即他把推理得出的结论当成了作案过程加以供述。
从法律层面上讲：
对如何理解以上供述的不同，从日常生活经验方面讲，我已经做了论述，即他不可能有意识的向被害人胸部或者腹部扎一刀后，还能把赃物藏在家中，并反复使用被害人的手机，他应该设法逃避侦查，防止被抓获。
现行刑事诉讼法坚持存疑从轻、从无原则，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是有意识的扎了被害人一刀，除了有被告人供述外，没有其它证据加以证实是被告人有意向被害人行刺的，相反，从其它证据证实他们之间只是发生了抢夺行为，而没有证据证实发生刺伤人的行为（见对陈少安的询问笔录）。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采信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存在被害人被王某扎伤这一事实，只是说明被害人负伤是在双方都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发生的，甚至双方在案发时都没有发现受伤的结果。这就是我要讲的下一个问题，即从被害人方面讲被告人不存在扎伤被害人的故意，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认可被告人有意伤害了她。
在公安机关对麻将馆看门人陈少安的询问笔录中，陈少安说“-----晚上大约11：30左右，我准备关门的时候，听到有两声“啊”、“啊”的女人呼叫声，我就出门观看，见有一个女的，用右手捂着左边的胸部，走到麻将馆前就坐到了门前的台阶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让人抢了东西了，我说你快去报案吧，派出所就在前面，然后我就关上门去睡觉了。”从以上陈少安听到、看到及同被害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被害人虽然将右手捂在了左边的胸部，但并不能说明受害人一定是受伤了，因为多种因素都可能使其将手捂在胸部，如害怕心跳加速等，况且她自己也没有说负伤了，只是说被人抢东西了。可见受害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刀子扎了，不然的话，她会如实告诉看门人陈少安，陈少安也会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及时得到救治。
关于是如何扎伤的受害人，不应采信被告人王某在公安机关供述，即：被告人王某向被害人赵海鹰喊叫着“如果不放手就不客气了”的情况下，有意识的照着被害人的腹部或者胸部扎了一刀，受害人对受伤的结果就会非常清楚，被害人就会明确知道自己负伤了，就会在面对陈少安时首先讲自己负伤了，因为自己负伤比东西被抢要严重的多，她会本能的对陈少安讲自己被刀扎伤了。
由此可见，被害人负伤属于被告人过失所致，即被告人王?应该预见到手拿水果刀同被害人相互撕打，极有可能伤害到自己或者被害人，但他当时没有预见到这种危险性，以至发生了被害人负伤的后果，更没有预见到由于被害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导致其死亡的严重后果。可以说，受害人负伤是被告人没有预见的，受害人死亡的后果更是被告人没有想到的。由此可见，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供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符合常理。敬请法庭予以采信被告人王某面对检察官的供述。
答案
小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