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新培、王苓芳报道：“现在的信用卡成了记帐卡，根本没有信用可言。”在昨天全国政协举办的信用经济座谈会上，民进中央常委方兆本举着一张特意带来的信用卡对大家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人民银行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讨论，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的一句话让大家心服口服，信用就等于是金钱。
会议的开始是参加会议的四大部委领导向委员们汇报信用体系建立的情况。国家经贸委副主任蒋黔贵说，截止到去年，全国已经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各种担保机构360多个，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目前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信用担保100多个亿。从今年开始启动中小企业的社会信用体系，做到了市场监管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建立了社会查询机构，对48万个工商企业也开始了信用记录，具备了向社会提供标准信用报告的服务功能。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则用一组数字描绘了我国信用体系建立的基本状况。目前在上海的试点已经容纳了240万人的信用记录，全国有334个城市建立了企业信用档案数据库，今年他们计划在全国启动个人征信体系建设。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张京的发言让在座的人都感到触目惊心：从近年来的统计看，经济案件正在逐年增加。目前经济犯罪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产品方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品种数量多，有规模化趋势；在商业信用方面，出尔反尔、违约、虚构公文、虚构主体等方面的经济案件比重尤其大；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信用卡诈骗的案件也有所增加；中介信用方面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会计的信息提供不准确，证券犯罪问题较严重。另外经理人的信用方面，去年利用职务侵占资金的公安机关立案达1.6万起，涉案金额168.5亿元。减少经济犯罪，一方面公安机关应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另一方面全国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监管。
（在公安部的有关人士发言时，提案委员会主任何光远不时地与坐在他右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轻声交谈着，就有关社会信用体系交换各自的看法。而每当这时，摄影记者们的快门就会响成一片。）
童石军委员首先抛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审判结果是否也可以公开，对自然处罚、劳动教养等情况公安部门是否可以将这些信息对诚信机构公开，作为个人资信凭证之一。第二个问题是，公安部在实行约束惩罚机制上可否同其他政府机关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失信行为，对失信行为能否限期车辆审检，限期驾驶执照审检，对严重失信行为加大惩治。第三个问题是对工商部门提出的，目前工商部门信息使用提供不充分，如企业资产负债表不能向外提供，而这些是诚信服务必须的数据。另外收费过高，工商能否召开价格听证，确定一个合理价格向社会提供服务。第四个问题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即何时能将刑事、民事诉讼结果通过现代化手段向社会提供，这是加速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关键。第五个问题是银行系统掌握大量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强烈希望得到个人和企业的信贷、还贷信息何时能有结果。（尽管他说话的速度飞快，让记者记录时感到实在跟不上，但是仍然被主持人提醒，抓紧时间。）
方兆本的面前摆着一块手表和一张信用卡，在发言的时候他举起金黄色的信用卡说，目前我们的信用卡不能当成真正的信用卡，个别缺乏信用的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恶性透支，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使银行信用支付的积极性受挫。总之，信用的价值要靠银行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来实现。（何光远认真地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赞同。）
冯培恩委员又从另一个侧面谈起信用经济，我们现在把信用问题都聚焦在中小企业，但我认为大型企业的信用问题非常值得大家重视，大型企业中有许多都是上市公司，他们有的通过包装上市后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国家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另外，对大型企业信用的界定要比对这么多的中小企业的信用界定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时至少要把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层次上。
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在总结发言时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我只讲三个方面，立法、机构、出发点。社会信用体系需要有法可依，然而由于立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因此开始时可以用条例规章的形式出现，要搞统一的编码、技术标准、平台，各有关部门要资源共享，否则会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同时，要从方便群众生活、满足群众要求的着眼点来健全与规范个人和企业的社会信用体系，只有满足群众方便才能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分期付款买房买车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所以这就更要求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全。以前中国人以没有外债为荣，但现在没借过钱就等于没有信用，可见信用是最值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