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初全能型企事业单位执行的是高积累、低工资，许诺包干未来，并无严格意义的养老制度。这就必然导致目前的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养老金现收现付，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而且，改革开放30年，随着外部世界的技术、资金注入，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水平日益提升，这就导致了当下即将进入退休阶段的人群，在工作时创造财富的水平与退休后所需要的生活水平不匹配。
这无疑加大了中国的养老对当下的劳动人口创造财富能力的依赖，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养老需求不匹配，当代工作人口压力巨大，空账运行不可持续。
非但如此，中国还存在的问题是，在GDP冲动下，政府投资冲动强烈，当下劳动人口创造财富被很大程度上被高税负转移做了投资，化为了高速公路、高铁、机场、大楼，这就使得在一定财富水平下，中国人当期消耗的财富与投资与未来的财富不匹配。
不得不提的是，在已经捉襟见肘的局面下，在养老金双轨制度下，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与企业员工、社会个体劳动者之间存在不平等。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不交养老金，退休后却能领到工资替代率达80%左右的养老金，而企业员工要交养老金，但领取的退休金的替代率只有45%左右。
在这些原因下，中国养老金从施行当年即收不抵支。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但从1998年起，我国就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收不抵支，2005年后，这个缺口以每年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延迟退休似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只要实现全国统筹制度全覆盖，未来30年左右完全能够实现制度自身的收支平衡，有能力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这个问题如能解决就有可能不需要延迟退休了。
当年的国有股减持的具体策略或可商榷，但是，为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所承担的政治勇气，却值得称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基于前述的种种原因，在现有的机制下，解决养老问题所需要的顶层设计与政治勇气与当下解决养老问题的方案涉及的层面并不匹配。一些机构所谓的解决方案，看似在试图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只是把问题推给了未来，养老制度改革需要重新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