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热已持续多年，舆论对年轻人求稳择业观的弊端也多有批判，但舆论是舆论，生活是生活，在更多年轻人那里，人生路径的设计早已被主流价值观规划好，另辟蹊径意味着需要拥有试错的资本和建构生活的想象力。
在这一背景下，中山大学哲学系一对在读博士夫妻当小贩卖起章鱼小丸子成了“新闻”。接受采访时，说到毕业生的择业观，这对准博士夫妻表示不同意博士生只能当高校教师、公务员才是好职业。“我们当小贩也是过一种哲学的生活。整天聊哲学，不如真正实践一次，挑战一下。”
其实，别说当“小贩”，在读博士刷盘子挣点生活补贴在国外很普遍，著名作家严歌苓在国外求学期间还当过保姆。而在中国，过分注重“面子”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一直遏制着莘莘学子重新发现生活的激情，多少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准备着过“老态龙钟”、毫无悬念的生活。
赶考公务员的学子们，让人想起了传说中的“金榜提名时、洞房花烛夜”。如果问问报名赶考的学生，你对所报考的职位了解有多少？你对自己所追求从事的公务员工作了解有多少？答案多半是“蒙查查”的：反正就是谋一个稳定的岗位，了解多少又如何？何况，能否考上还未定呢！
大学生择业，看似像婚恋那样，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了双向选择的“自由恋爱”。但实际上呢？一种更为隐蔽的“媒妁之言”正在吞噬大学生们的心灵自由，那就是来自社会观念的“价值契约”。在现代社会，我们熟知了法律条款、经济合同对人的约束，却往往不太注意到“价值契约”对人的观念深深的禁锢。
然而，价值契约却是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它躲在社会心理的深处，在无形当中塑造你的价值观念和日常行为选择。相对于法律这种外化的社会约束力，价值契约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和道德偏好，在看似自主选择的条件下，其实是对社会成员影响最为持久、也最根深蒂固的作用力。
关于“国考”的价值契约是这样形成的——根据现有的社会经验，那些当了公务员的人，日子过得都不错，既稳定又有高福利，所以，这对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述这一价值主张被作为社会正能量和父辈经验传递下来，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即对这一主张的不断印证来作为信念的奖赏，人们会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不断寻找证据来深化这一信念，直到它成为个人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最终，大学生在不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会信奉这一来自社会的“媒妁之言”，先考上再说，也就是先进“洞房”再揭“盖头”。
有人会说，就算是“媒妁之言”，也成就过“美好姻缘”。类似的乐观也在年轻人的择业观中呈现。这使得年轻人未能来得及反思遵循社会的“媒妁之言”有什么风险，就已经陷入国考大军的激烈竞争当中了。然而，并不是每一种投入都是一本万利或多多益善的，国考甚至考研考博就是其中之一。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当他陷入一个盲目备战的惨烈竞争当中时，他也在丧失其他方面的竞争优势和个体资源。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统计表明，当一个人目标越专注越明确时，他也果然如预期的那样，成就越大，当一个人越被动越不自信时，在完成被动任务时，结果也常常如他之前心理暗示的那样：本来就没指望考上，只是给自己增加一个机会而已。
国考热是来自社会、家庭的“媒妁之言”，很多大学生抱着一种完成任务好对家长、社会期待有所交代的态度去面对，却少有认真衡量万一“盖头”真的揭下来，要不要履行这一“价值契约”以及履行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与婚姻选择可类比的是，职业选择也存在“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的风险，但这一风险目前似乎并不被大学生们足够重视，未被列为职业规划的重要元素进行风险评估和自主定位。
当下，大学生的择偶观念日益认同“互相了解”的重要性，但在择业问题上，似乎不介意卷入双盲海选的漩涡反复折腾自己，对个人和社会，这都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办法。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需要改变择业机会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则是应试教育体制下，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变中，需要加强人的社会化训练，大学生有必要更早了解社会运行的内在肌理和各个职业的真实状况。
可以说，准博士夫妻体验小贩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主动将自己“社会化”的努力。有趣的是，据媒体报道，这对博士夫妻是在两人恋爱10天后就瞒着所有人登记结婚的，他们似乎在实践着一种独自设计人生逻辑的个体化道路——那就是更为自主且自由地谋划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