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那住过流浪汉的地下井井盖封了，广州那曾经为防流浪汉的水泥锥消失了。中国的一线城市正在面临着一个古老又新鲜的治理难题：城市该如何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边缘人？
即便没有新闻媒体的报道，基于信息传播的便捷，城市流浪汉的存在遮不住藏不住，路人皆知，想要以驱逐的方式“眼不见为净”已不可能，反而会引起公众的强烈质疑。公民的这种质疑精神，在广州表现得尤其明显。
广州媒体去年曾接网友爆料，发现广州多处高架、人行天桥底铸有水泥造的“獠牙”形锥体，当时市建委回应称水泥锥是十年前市政园林局所建，为防止流浪汉留宿桥底影响市容。今年，市民发现，这些水泥锥已悄然拆除，不过，媒体报道称，这好事究竟是谁做的却“无人认领”。高架桥底的水泥锥消失成谜，引发了媒体和市民的“锥问”。10日上午，两名中山大学学生来到广州市政府大院前，向市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信，要求公开铲锥单位，同时追问桥底空间的管理、整改方案。学生们还一并送上感谢信和锦旗，表扬市政府“勇做好事不留名”，不过，市政府工作人员以不属其工作职责为由，拒收了锦旗。
学生的行动让人会心一笑，既有敦促，也不乏幽默和善意，政府部门以拒收回避反倒显得不智。这本是一个促进官民协同治理的良机，查明职责之后由相关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回应并非不可能。当然，有些人心里可能嘀咕，能吸取民意拆除就不错了，难道你还指望有关部门为十年前的行为道歉吗？其实，在舆情如此瞬息万变的今天，政务系统的公关已经成为一门艺术，一门社会治理学意识到这一点，可能需要政府部门将“管理”思维转变为“治理”思维，管理是把市民视为管辖对象，管住并保一方平安就是最高目标，而治理则需要将市民视为服务和民主协商对象，积极的民意反馈和良序互动才是优质治理。
所谓官民协同治理或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官方和民间社会就公共事务达成有效的共识，形成互动的沟通理性，任一方观念或行动滞后都可能引发不协调甚至冲突。因而，这也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确立一种“有胜于无”的民意反馈机制比害怕“说多错多”的鸵鸟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长期以来，民众习惯了对官员讲话察言观色，而官方对民意的敬畏则仍然在习得当中，这需要官员具备相当的媒介素养和危机公关应对能力。
当然，“锥问”看起来像是小事一桩，至少在很多官员心目中，不算紧急舆情。在城市治理当中，各种“人命关天”或“乌纱帽忧天”的事已让人忙不过来，对几个“多管闲事”的大学生小屁孩怠慢点似乎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官员身份的人不该怕琐事，不该无视小事，甚至应当借此机会建立起社区小事的协商机制，就像自嘲“垃圾市长”的陈建华不惧垃圾这等琐事那样，重视起城市的流浪汉事务来。
北京的井下流浪汉已经被妥善安置，但舆论也在反思，这样的特殊安排能够解决多少同类状况的流浪者难题呢？有了共治“垃圾围城”的民意协调经验，在流浪汉问题上，广州完全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封堵或特事特办的治理道路来。而这，需要从重视点滴的民意开始，需要珍视这些“爱管闲事”的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官方应当适时释放出善意来回应民众意见。在实务且日益讲究技术型参与的广州市民这里，表达意见往往不是刻意为难政府部门，而是为了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么，何谓“善治”，自然少不了擅于利用好群众的智慧，调动民间的社区自治热情，把流浪汉问题作为一项需要长期应对的公共事务来问计于民，相信好点子不会少。如同有市民和学者自发去国外或台湾地区考察垃圾处理经验那样，发达国家的流浪汉一样也没少，甚至是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景，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应对的呢？可汲取的经验有哪些呢？如果相关部门通过回应中大学子的“锥问”来引发一场公共事务大讨论，想必将是聪明的官员求之不得的，更是流浪汉之幸，广州之福。（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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