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编定的《毛泽东手迹》丛书近日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报道说，丛书精选了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手迹，共1200余件，计2300余幅图片。其中有一封毛泽东写给毛岸英的“罕见家书”。在家书中，毛泽东给儿子开的“书单”很有意思：“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
将历史小说和笔记小说分列，说明二者是有些区别的。前者是小说的一种形式，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创作；后者即通常所说的野史，出自亲见亲闻，因而同样颇具史料价值，相对于官修“正史”而言，即所谓“野史”。正史与野史，并非泾渭分明，正史的编纂往往吸收野史，野史也可以作为正史的必要补充。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内容不见于正史者共有300余条。野史也未必轻率，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正因为正野之间可以相互补充，比对阅读，有时就是件很有趣味的事。历史小说亦然。
比如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有夏侯惇“拔矢啖睛”的故事，读来惊心动魄。吕布一方的高顺败阵，曹操一方的夏侯惇“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惇不舍，亦绕阵追之”。曹性见状，“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一起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夏侯惇这一连串举动，令“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我们读到这里也每为其英雄气概所折服。正史《三国志》呢？只有一句：“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少了活灵活现不说，作注的裴松之引《魏略》更表明，夏侯惇因此很不开心，因为军中还有另一位将军叫夏侯渊，大家为了区别，就叫夏侯惇为“盲夏侯”。夏侯惇很不爱听，“恶之”，但是一照镜子，又不能不接受现实，只好自己生闷气，“每照镜恚怒，扑镜于地”。两相结合，我们见识的夏侯惇，形象就更加“丰满”了。
“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不大理解，假以时日会有专家释疑吧。当下揣摩之，应该无涉内容好看与否，因为唐宋笔记小说同样煞有趣味，这也是野史的一大特点。比如笔记小说《墨庄漫录》说，宋徽宗时京都汴梁“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每会饮，多召侑席”，找她们二人来助兴。李师师这个名字我们都不陌生，《水浒传》说徽宗赵佶与她也有一腿。宋江到京城看灯，先逛红灯区——“两行都是烟月牌”的街道——一边在茶坊里吃茶，一边琢磨去哪家。发现目标后问茶博士，人家告诉他头牌歌妓李师师的家。宋江脱口而出：“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吓坏了：“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另一部笔记小说《浩然斋雅谈》也说，周邦彦当太学生时每游李师师家，有天前脚刚到，后脚徽宗也来了，乃“仓猝隐去”。这些有鼻子有眼的东西，被当代罗忼烈先生予以证否。罗先生说，北宋只有一个李师师，比周邦彦小6岁，比赵佶大20岁；其与晏几道、秦观、周邦彦、晁冲之都曾交游不假，但由于年龄悬殊，赵佶不可能“幸”她，周邦彦和赵佶更不可能因她而打破醋坛子。
但历史小说和笔记小说与正史一样，文化的养分无疑取之不尽。中华书局近年来或再版或标点，陆续在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分为唐宋、元明与清三个部分，已经出版的粗略数了一下，逾140种，码在书架上大概有两米半长。别看数量似乎庞大，像愚公那样每天“挖山不止”，通读一遍也非难事。毛主席为什么给儿子开了那份“书单”，其用意自然亦会有专家解析。我倒觉得，从事社科或沾边的人都不妨一读。但入宝山，便不会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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