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报道，随着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推进，很多显性的审批事项被清理了，但隐性的审批行为还存在。隐性审批往往打着宏观调控的旗号，做着干预微观经济的事情，让企业无所适从、疲于应付。其中，隐蔽而顽固的是行政审批中的第三方“中介服务”。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要防范行业协会异化为“二政府”，成为制约经济活力释放的又一枷锁。一个突出问题是，挂靠在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行业协会、商会、中介等社会组织阻碍了简政放权的有效实施。
为什么本来应该有助于简政放权实施的中介组织变成了阻挠者呢？关键在于权力定位与利益纠葛。不少社会组织并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而是“关系户”、“二政府”。一些社会组织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承接了政府权力的转移，但这种权力转移只是换了名称，换了组织，是“换汤不换药”，对于企业来说，不过是变换了“婆婆”的名字。比如不少社会组织从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联系、评优等活动，目的就是从企业那里挣钱。简政放权对于企业的好处体现得不够，这就说明简政放权出现了可能被异化的风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让政府可办可不办的交给社会去办，然而交给社会去办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市场主体服务，让市场能够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根据调查发现，一些地方虽然行政审批的项目少了，但需前置评估的项目却多了，都需要中介机构提供评估、鉴定、认证及检测等服务。没有这些中介的强制性服务，职能部门便拒绝受理审批，中介因而演变成“二政府”。企业面对多出来的“婆婆”，自然苦不堪言。如果让社会组织具备强制服务的职能，则任何社会组织都会因权力滋长而变成干预微观经济的另一化身。这与简政放权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
要想简政放权有实效，不仅审批项目要精简，审批权力要下放，审批程序要简化，关键还在于不能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这就需要割断行政部门与部分社会组织的姻亲关系，避免行政部门设立下属社会组织或事业单位来承接政府转移的“业务”。此外，还必须让社会组织互相竞争，让企业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而不是硬性规定某项业务必须归属于某家社会组织。否则，社会组织的属性就不明，更偏向行政权力而不是偏向社会服务。
审批权的精简和下放是权力对于权力本身的“刮骨疗伤”，如果这种精简和下放又通过下设的社会组织给兜回来，那不过是权力收放自如的猫鼠游戏，仍然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阻碍市场的充分发育。这就需要我们清查隐形审批权，清理“负面权力清单”，真正让社会组织为社会服务，让市场主体享有公平、公正和可选择的服务。作为释放改革红利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再度审视，坚决落实到位，让简政放权一锤定音，走出治乱循环的“黄宗羲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