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一致认为赵某在假释考验期内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但不构成新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应依法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但就赵某在撤销假释后刑期如何计算，即如何理解“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方面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公安机关监督，所以，假释考验期是犯罪分子从假释时起到完全恢复自由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仍是在执行刑罚，而不意味着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只是执行的方式方法和场所不同。因此，撤销假释后，对赵某收监执行的刑期即“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为撤销假释之日起至假释考验期届满之日止。按照这种理解，对赵某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当自2003年2月20日至2003年9月1日。
第二种意见认为，假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提前释放，是一种以保留对被假释者执行剩余刑期的可能性为手段，使其在社会上改恶向善的制度。假释考验期内，被考验者虽然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但这毕竟与执行刑罚有着本质的区别，“考验期”不是“执行期”。因此，撤销假释后的实际执行期间，即“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为作出假释之日起至原刑期截止之日间的期间，即从2002年10月14日计算至2003年9月1日，等同于假释考验期的长度。
按照第二种意见，对赵某收监执行的刑期长出第一种意见认定的收监执行刑期约4个月。可见，两种意见的分歧对赵某人身自由的限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两种意见冲突的焦点表面在于对何为“未执行完毕的刑罚”的理解不同，实质则是对假释考验期的性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即“假释考验期”是否属于“刑罚执行期”。
假释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承载着我国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刑罚政策。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由此可知，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确有悔改”，即犯罪分子通过一定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对自身的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有认罪服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态度和行为表现。
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处理，将考验期当作刑罚执行期，不计算在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之内，那么自假释之日起至撤销假释之日止的时间就成了一种“无条件的减刑”。这显然有违假释考验期制度设立的立法原意，不利于对被假释者的教育改造，使其有恃无恐，钻法律的空子。假释制度也会因此失去应有的价值。此外，假释裁定既已撤销，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就应溯及到最初，使假释归于消灭，实际执行原判决。原判决实际应执行的刑期，不能因曾经历假释而缩短，但如果按第一种意见处理，实际上减少了原判决确定的刑期。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根据“一事不再罚”的原则，赵某在被法院撤销假释前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期间应在“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中予以折抵。
引用法条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第八十一条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第八十三条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第八十六条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第七十一条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第七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