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4%，猪肉零售价格却环比下跌7.1%。与此同时，生猪出栏价格创下近3年来新低。据商务部监测，3月下旬全国生猪出栏价为11.82元／公斤，同比下跌12.2%。根据记者对山东、湖北、安徽等养猪大省的调查发现，供大于求是本轮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根据往年的猪周期惯例，今年本应处在价格上涨的曲线上，但市场行情却恰恰相反，猪价陷入低谷。这说明猪周期的频率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猪周期，是指“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周期性猪肉价格变化怪圈，其循环轨迹通常是“猪价上涨—产量增加—猪价下跌—产量减少—猪价再次上涨”。2007年猪肉价格出现过一轮暴涨，一时间“猪肉贵过唐僧肉”，当时政府为了解决市民吃肉难问题，采取了宏观调控手段，放出储备肉以平抑猪价，猪价果然应声下跌。此后，每当猪价上涨时，这类宏调手段皆层出不穷，应当承认，市民的吃肉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是，当猪价下跌时，猪农的巨大亏损谁来解决呢？
早在2009年初，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6部委曾联合制定《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这是对猪价下跌时的调控方法，规定在猪粮比价低于6∶1时，开展冻猪肉政府储备的收储工作。但是这种手段运用的程度还较弱，收储并没有多少改变“猪价不如白菜价”的格局。非但如此，在菜价上涨时，宏调手段也是运用得较充分，但在菜价下跌时，宏调手段的运用就不那么充分了。笔者时常在思考：为什么在对供求关系调控链中受伤的常常是猪农、菜农这些农民？为什么市民的声音总是能够更好地被传递、利益更能够得到保护？原因在于农民的代言人太少，了解农民的人太少。
市民身处城市，他们的声音相对更容易被传媒、决策者获悉，因而更容易得到政府调控上的倾斜；而农民更多时候处于市场产业链的末端，也远离政治中心、信息中心，因而他们的声音相对较难被传递。虽然说近年来在外来资本多元化战略中，养猪业也成为热门项目，央企、IT界、投资界纷纷抢滩养猪业，但猪农群体的数量仍然不少。即便是对养猪的些微政策补贴，也更多倾向产业资本，散户则较难获得垂青，因此猪农在整个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是明显的。但不管怎样，猪企也好，猪农也罢，不应当在关乎市场的宏观调控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为市民利益让路。
政府在调整政策的时候，为市民利益考虑当然没有错，但是是否也应多关注一下农民的利益、多主动听取农民的呼声？特别是当市民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阶段性冲突的时候，应当更善于处理和平衡双方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回顾来看，近年来国家为了解决肉篮子、菜篮子问题，对规模化养殖的各类扶持和补贴制度也都在逐步完善。这种完善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我们应当在完善的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利益诉求更敏感一些，对倾听农民的声音更敏锐一些，尽可能地保护农民，保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根本利益。
宏观调控理应把一碗水端平。一碗水是平的，市场才是活的，市民利益和农民利益才能都得到保障，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才能配合得“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