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刑法学派中，对于正当防卫较为正统的定义是“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都被称为紧急行为（或自救行为），本来紧急行为是指正当法益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时，即当国家机关不可能及时地预防对法秩序的侵害或回复其法秩序时，作为其补充许可个人行使自为，如除此情形之外赋与个人更加广泛地紧急行为权利的话、则反而会导致侵害法秩序之可能，在法的救济方法比较完备的近代国家，以紧急行为为由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必须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以内。［4］
我国刑法理论也对正当防卫行为的构成条件作了必要的限制，即在主观方面特别强调正当防卫行为人的防卫意识，并通过刑法中“错误理论”中的认识错误来区别“正当防卫”与“假想防卫”的构成要件，通过其防卫意识判决行为的合法性，区别“挑拨防卫”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特别强调行为人行使正当防卫行为时的时间与方法，以及对抗程度的适度性，恰当性。以“正在进行”（即紧迫性）限制其正当防卫的时机，区别“正当防卫”与“防卫不适时”（事前防卫与事后防卫）的构成要件。通过其方法与程度“大体相当”的判断，限制其行为“防卫过当”。此外，理论与实践中原则上不承认斗殴双方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对于挑拨防卫者给予相应的刑罚处罚，对于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和防卫过当者，视具本情形予以从轻或减轻刑罚处罚。
仅就正当防卫理论面言，我国与日本刑法理论并无质的区别，但是，当我们在刑法总论中对此加以考察时，就会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长期以来，在比较刑法理论研究中，对此可谓见仁可智，以笔者的拙见，刑法总论中整体理论体系是否完善与各部分理论是否完善，还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整体结构结果存在问题，各部分理论再精深也弥补不了体系方面的缺限，反之，亦同理。我国刑法总论部分理论中，特别是犯罪构成理论，由于采用实质性构成要件以及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样一些刑法中的行为界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仅从字面理解认为是先进事迹也无妨），因而形成一种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断裂”，即理论上只能分别论及犯罪构成或者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除了“四大块”这一实质性犯罪构成规格以外，并无判断正当防卫行为的规格，故在理论基点上与大陆法系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在总论体系中犯罪构成的逻辑结构不同，则导致正当防卫理论在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众所周知，日本刑法理论中犯罪成立三要件：1构成要件该当性，2违法性，3责任（故意，过失）的逻辑结构呈“排除式或推导式”，即针对某一行为当其不能排除违法性与主观罪过时则构成犯罪，即既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中包括了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又通过不存在刑事违法性与主观罪过这样的违法阻却事由将其排除。而我国的犯罪成立要件即犯罪构成四要件（1主体，2主观方观，3客体，4客观方面），其逻辑结构呈“藕合式”亦称实质性构成要件，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因为是实质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可能在“四大块”中对正当防卫行为加以判断，则必然通过两套标准加以判断。也正因为此，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一些正当防卫行为（包括正当的或过当的）认定为犯罪行为，以至于极大地挫伤了公民的积极性。其实，这与刑法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的标准与规格过于粗糙不无关系。如前所述，真正纯正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不必要纳入刑法理论中的，尽管正当防卫行为在本质上区别与犯罪行为，但在行使该项正当权利时，只要在对“正在进行”的判断，反击时间，反击力度的界限把握不当，其正当行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由正当变成非正当，由无罪变成有罪。鉴于过去司法实践中，因对正当防卫的标准不易掌握（另一种说法是，理论上限制太严），错伤了公民的积极性的问题，本应从判案标准（罪与非罪）方面寻找对策，然而，立法却选择了别的途径。
当然，不排除立法还基于这样的设想，面对刑事犯罪率上升，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日趋猖獗，因而有必要赋予公民更大的防卫权利。这一设想的出发点尽管不坏，但是，新刑法特意设置的“罪行均衡原则”（第5条）又如何体现？在强调法治，加强刑罚的教育，矫正功能的今天，保护，尊重公民乃至罪犯的司法人权，正是新刑法的立法本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刑法第20条3款的订立显露出我国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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