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侦查机关是以国家名义进行侦查，拥有必需的设备、人力、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及法律协助者是以个人名义进行诉讼，缺乏必需的设备、人力、权利保障。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有国家作为其坚强的后盾，为其提供必需的设备，配备充足的警员，赋予其权力，使其在侦查活动对于采取的行动或措施可以畅通无阻。真是由于赋予其如此强大的权力，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也就不可避免。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侦查机关的权力过大，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实现造成阻力，正是由于控辩双方这种权力的悬殊，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讯问“只有如实回答”没有任何预防。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和人身权何以能够得到保障。
(二)控辩双方取证权、讯问权、会见权不平衡。1、控辩双方取证权的不平衡。无证据即无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同时，刑事诉讼法第37条对律师自行收集证据作了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去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以上控辩双方取证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控方收集证据时享有强制性的权力，而辩方律师取证权的规定和保障显得软弱无力。控方权力与辩方权利的不平衡造成辩方取证难。2、控辩双方讯问权、会见权不平衡。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将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是侦查人员往往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或者以案件在侦查阶段“涉及国家秘密”为理由不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这种会见权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几乎微不足道，无异于立法上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同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而法律没有规定，侦查人员讯问时，律师可以在场。侦查人员认为律师到场“使发现事实真相”努力受到了阻碍。辩方享有的权利与作为控方享有的权力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更加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
(三)容易产生有罪推定的观念倾向。控诉方在立案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均是被害人或举报人的有罪控告，而接下来的侦查、调查似乎都是为了证明被告人有罪而进行的补充性活动。由于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侦查人员为寻找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可谓是不惜一切代价。如刑讯逼供、诱供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没有经过法院宣告有罪判决以前被视为无罪。既然视为无罪，就应该享有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有罪推定的原始性倾向加深了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
(四)没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不能委托辩护人或者说在侦查阶段只允许自我辩护。允许律师辩护，只允许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也局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我国侦查结构实行超职权主义的模式，除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侦查机关所享有的强制性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辩方所享有的权利与其相比，其权利可谓九牛之一毛，可以说法律对侦查阶段辩方所享有的权利形同虚设。因为其对辩护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保障作用。
(五)不享有沉默权或拒绝回答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一规定主要体现的是查明犯罪嫌疑人、证实犯罪的犯罪控制理念，而没有体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处于一种自证其罪的地位，而与无罪推定原则形成明显的价值冲突。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会与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冲突。至此，犯罪嫌疑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承担“自证其罪”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