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毛某于2015年2月6日晚，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现被害人简某遗忘在出租车后座上的1部Iphone6手机，其遂将手机藏匿于口袋内，据为己有。2015年2月18日，犯罪嫌疑人毛某通过更改该手机内的支付宝支付密码的方式，消费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内人民币2000元用于购买Q币。后毛某又将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内人民币15000元先转入自己的支付宝中，随即又转入自己的储蓄卡内用于消费。
本案中，毛某有前后两个行为：先是将被害人遗忘在出租车上的手机据为己有；之后通过修改支付宝支付密码的形式，使用被害人手机内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资金。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犯罪嫌疑人毛某行为的定性。
一种观点认为，毛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出租车司机并不知道后座上有他人遗忘的手机，自然谈不上控制了该手机，因此毛某拿走的仅仅是失控的遗忘物，而非窃取了他人控制之下的财物，其前行为构成侵占罪。由此，毛某后行为就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笔者同意此种观点，理由如下：
对于前行为：本案中，存在一个占有的转化问题。被害人简某虽然丢失了手机，但是知道手机丢在了出租车上，属于“遗忘物”。由于出租车的经营空间较小、经营场所相对封闭、人流量不大，尽管手机脱离了所有人的占有，但是此时出租车驾驶员无论主观上是否知道，客观上已对该手机有了事实上的暂时占有关系，有保管的义务。正是基于这种暂时占有关系，如果出租车司机将手机拿走，拒不交还，是侵占行为。作为暂时占有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毛某发现该手机之后应清楚知道该手机是前面乘客遗忘的，其偷偷将手机拿走，侵害了暂时占有关系，是盗窃行为。
对于后行为：被害人可以对银行卡有效管理的方法就在于设置的密码以及对银行卡的控制。本案中，当毛某更改了支付宝支付密码后，取得了对银行卡的实际控制，在被害人采取应急措施之前，可以对银行卡内的资金予取予求。此时，绑定的银行卡内的资金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就是一个“钱袋子”，银行卡的相关属性被无限弱化，仅是一个象征的程序。也就是说，对后行为的定性过程中，银行卡只是被害人财产的一种承载物，不能因为银行卡的出现而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盗窃信用卡并适用”的规定，应直接使用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