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该是她休息的日子，但同事临时有事，前一天晚上央求她来顶一天班，好说话的梁丽就一如既往地答应了，她想，顶一天班好歹也能多一天的工资吧。她被分配在打扫机场的B区，那里有一个厕所和一大块办理登机的区域。
上午10时左右，她看到了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坐在一个手推车里的纸箱子上玩耍，她笑笑，想到了自己刚满9岁的儿子：“他现在应该还在家里做作业吧!”她走过去，略微打扫了下周围，便去女厕所打扫了。
几分钟后，等她出来的时候，妇女和小孩都已经不见了，只有那个手推车放在一边，无人打理，她想，机场规定一些违禁物是不能登机的，也许是人家抱着小孩不方便了，就不要了吧，而当时，抱着小孩的妇女也已经登机。
“要不是那个小孩当时坐在箱子上玩耍，我肯定不会是别人遗弃的。”梁丽回忆说。于是，她便把纸箱子搬到了厕所门口，并告诉打扫男厕所的一位曹姓同事，自己捡到了一个箱子，暂时寄存在他那。
但此时，失主梁红雁仍在和机场人员争吵，他的两个同事也在一旁聊天，完全忽略了箱子的存在。而这个长相寻常的箱子，里面却有着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首饰。
而最后一个让梁丽“拾金而昧”的偶然是，由于物品的特殊，失主没有通过广播等途径寻找……
那天，深圳机场平静如昔，这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旅客们像往常一样急速奔走。广播再也没有响起，也没有人寻找这样一个普通的箱子，让梁丽更加确信，它是一个被遗弃物。
正是在那天中午吃饭时，同事告诉他箱子拆开了，里面黄灿灿的，好像都是金子。但梁丽不相信，她以为这顶多是黄铜打造的饰品，不然不可能被人遗弃。梁丽说她至今不敢相信那就是一箱金子，一般人一定不明白看到一箱金子的感觉，说我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它是金子?但我从乡下来，一辈子也没见到过几块金子，何况是这么一大箱，我从心理上没有办法相信。要是说，当时这些首饰被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或者就是地上一个包里面放了一根金条，那我肯定相信。
在这种心态下，梁丽的几个同事还拿了几块回家给孩子玩。同事曹万义甚至拿了个项链给自家的狗刷在了脖子了，供孙子玩。于是，下班后梁丽将箱子带回了家。
梁丽原本的想法是，下班后拿着这箱子东西去街上摆地摊卖，一个3块钱，大点的5块钱，也能卖点生活费补贴家用。然而，当下午4时许，几名身着警服的办案人员就来到了梁丽的家里，梁丽便知道连这个简单的愿望都没办法实现了。她很快交出了带回家的金子。刘建华说，其他同事家警察也都去了，看来当时并不确定是谁拿走了金子。
梁丽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她还穿着睡衣，临走的时候，梁丽还想着做完笔录就能回来的，但没想到这一去就是9个月。
自那晚，刘建华和儿子的心中多了一个期盼，就是梁丽能在睁开眼的时候回到家里，但一日复一日，刘建华的这个梦破灭了，几次申请见梁丽一面未果后，他的思念转化为恐惧，他要为妻子尽自己的所有努力。这个铮铮铁汉，想起当时的心境，依然忍不住掉下泪来。
刘建华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妻子需要一个律师，即使倾家荡产。于是，刘建华几乎奔走完了深圳所有的律师事务所，询问对梁丽案的辩护意见，他甚至找到了法学界的权威教授赵秉志和张明楷，想要效仿许霆案出一份法律意见书，可同大多数专家一样，两位专家只能给他讲述法理，让他明白事件的“着力点”在哪，但不能出具法律意见书。最后，他通过河南省驻深圳办事处认识了现在的律师司贤利，司贤利挺胸而出，免费为梁丽担任辩护律师。
同时，社会上一些人特别关注梁丽案，要为刘建华捐钱捐物声援他，其中最让刘建华印象深刻的是深圳钱安科源新材公司的总经理钱邱安，即使在外地，他也经常给刘建华一个电话就打一个多小时。
刘建华是爱梁丽的，爱的深沉。走在他家门口的小巷子里，他说，没有了梁丽这个家也就散了。做所有的努力，唯一的希望就是梁丽能回来，要是梁丽被关押一辈子，他也不会活下去，他甚至怀着对这个社会的抱怨，想过要走上极端的道路。那一刻，他的面部表情由凌厉变为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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