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一些中国人富裕了以后就移居海外，美加英澳什么的。这里头有各种原因。比如，在那边，财富不那么招眼，他们可以过相对清静的日子。国人的平等观念历来很强，统治者很早就懂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上也相应出现了“仇富”：体现为心里盼着富人倒霉，甚至路见好车就摸出钥匙狠划两下。这显然是消极情绪，不利于个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建设性的做法是：看看人家怎么致富的，找找差距，有样学样。
《经济观察报》最近对北京均价4万元以上的12个高端楼盘开展的调查显示，煤老板等资源行业业主占购买比例的20%，金融行业高管为20%，地产开发商及其下游产业高管占20%，剩下的是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和公司高管，还有相当比例的拒绝透露身份者。进一步梳理归纳后，可以看出，这些富人主要分两类：企业家和“拒绝透露身份者”。前者从事的基本都是中国经济的垄断行业或支柱行业。后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拒绝透露身份，大家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行当，只好发挥想像力。
富人里还有一类：郝鹏俊这样“局长兼老板”式的两栖动物。2000年，时任山西蒲县地矿局局长的郝鹏俊亲自选址、买地、雇施工队建起成南岭煤矿，不到10年就成为亿万富翁，在北京置下35套高端房产，分别挂在自己、老婆和子女名下。与此同时，他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煤炭局局长等要职。一边开煤矿，一边管煤矿，可谓公私兼顾，良性循环。
以同样方式致富的还有陕西神木县人民法院原监察室副主任张继峰。他以180万元入股某煤矿，得到600多万元分红;之后为讨要1100万元分红款起诉该煤矿，并在一审胜诉。先以法官身份入股煤矿，再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分红权，又一个阴阳互补，相得益彰的例子。
赫张二位尽管在致富方面左右开弓，雷厉风行，可惜没有研究好过犹不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双双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进去了，一个下去了。“拒绝透露身份者”就比他们高明多了。
根据种种迹象，有人得出结论：致富是一个游戏，规则很简单——争取做制定规则的人;做不了制定规则的人，就做他们的好友。这里当然有风险，但风险和利润成正比。
最不济还有富士康保底。员工一跳再跳，工资终于上调。6月2日，富士康曾宣布，大陆基层员工的标准薪资从原来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6月6日，富士康再度宣布加薪。自10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新进员工经三个月考核合格，标准薪资再上调66%，为每月2000元。租个农民房300块，吃饭300块，交通、通信等日常杂费100块，还剩1500块。如果像大多数人那样每月“自愿加班”100小时以上，还能增加千八百块。这样拼命地工作，虽然算不上生活，却可以活着;虽然个人致不了富，却为集体做出贡献——廉价劳动力据说是我国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去年全世界都闹经济危机，中国GDP还能“保八”，中国工人是功臣，还上了著名的《时代》周刊。
当不了成功商人、拒绝透露身份者和两栖动物，也进不了垄断行业甚至富士康怎么办?没有关系，正如一些专家因为今年高考作文题有感而发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鼓励多元化，多样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专家总结得都很有道理，人家是权威嘛。现在各个领域都少不了听他们的意见。只是作文尽可以天马行空，柴米油盐却没那么浪漫——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们都跑到广东打工去了。
其实做专家也很不错，找到合适的平台，经过巧妙的包装，致富指日可待。
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网上的一个帖子生动地勾勒出道德怪圈。公共汽车上，一年轻女子不让座，一位老妇批评她没有家教。老：你家没有老人吗?少：我家老人有小车，要坐公交也不等上下班时间!老：我们贡献了社会大半辈子，哪有你这样不体谅老人家的!少：我现在还在水深火热地贡献社会，上了10小时班站了10小时，哪有您这么不体谅后辈的，难道您无儿无孙?老：没有我们建设社会，哪能让你们这代人舒舒服服地过?少：没有我们这代人缴税，您哪来的免费公交卡?老：我不管，我现在呼吸很困难，不舒服，你让我坐下来!少：行行行，您别下车，我帮您打120，免得您突然暴毙!最讨厌这种倚老卖老的，抢座有豹的速度，吵架像狼一样咆哮，角色一变装得比林黛玉还可怜……
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另一回事：它和生活没太大关系，而和职业有很大关系。比如公务员，这是一个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但很多公务员并没有服务意识，或者有服务意识但弄错了服务的对象。陕西咸阳的三个“局长”乘坐警牌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不交费闯关，收费员降下横杆拦截他们的车，他们竟然一拥而上对收费员一通猛揍。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于被服务，被下级服务，被法律法规服务。不过，可以想像，他们对上级一定很有“服务意识”。
再比如，司法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法律，执行法律。但是，从躲猫猫、喝开水到赵作海、王子发，一个又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现实故事让人们慨叹：生活比小说还荒诞。又比如，医生，他们的工作是治病，但现在似乎以“检查”和“开药”为主。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兼作教辅材料的推销员。生产食品的，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敢吃;搞新闻报道的，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信……
美国伦理学家迈克尔·约瑟夫说，有道德的人应该是做的比要求做的多，比允许做的少。这与我们所说的克己复礼意思相近，是极高的要求。职业道德比这低一级，仅仅要求人们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做到要求做的，不做不允许做的。如果能这样，我们的社会一定已经无比和谐了。
其实这并不很难，只需要一点点换位思考。做公务员的站在公众角度，做警察的站在当事人角度，做医生的站在患者角度，做教师的站在学生角度。这不是幻想，而是很实际的考虑。公务员本身就出自公众，做警察的有一天可能就成了当事人，做医生的免不了生病，做教师的自己也有小孩。在这个万事万物普通联系的世界里，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依赖他人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不讲职业道德可能一时占了便宜，但最终却是损失。所以，职业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它是一种规则，虽然不像法律那样有明确的条文，触犯之后有各种明确的惩罚措施，但分量并不比法律轻。当前的种种事实已经说明，放弃了职业道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美国的法律制度未见得比我们公平。美国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自己就说：他们的所谓正义就是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谁的律师更好。他们也有冤案(《国际先驱导报》就报道了“美国版赵作海”案)、窃听和虐囚。他们的总统更是水门、伊朗门、拉链门、伊拉克门……不是触犯国内法，就是触犯国际法，违法乱纪的事儿没少干。
但必须承认，他们在语言上有一点比我们进步：他们有“草根”(grassroot)，没有“草民”。“草根”和“草民”指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与领袖、精英相对。但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草根强调的是根基，本原，其分量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草民却是把人视为草芥，所以才有草菅人命之说。
1988年2月，河北临漳县官村发生一起纵火案，4死1伤。该村村民刘俊海、刘印堂作为嫌疑人被逮捕，在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2003年初，二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般情况下的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183天。特殊情况下的案件，三个阶段的羁留时限合计共627天。但这叔侄俩被关了足足15年，无罪释放后，竟然还要交5000块钱的生活费!在看守所里，刘俊海每天在墙上划一条线代表一天，就这样划了5444条。刘印堂患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靠同号的人伺候。刘俊海的妻子和刘印堂的母亲在15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找人申冤。家里没钱，就带几个馒头上路，有时一天只喝一碗稀饭。重获自由后，两人逐级向县检察院、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提请国家赔偿，但7年过去，杳无音讯。(直到2010年6月9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给刘俊海、刘印堂叔侄二人下达赔偿决定书，共计国家赔偿金额118万余元。)
更令人痛心的是，冤案发生后，相关机构和人员无视《国家赔偿法》，对受害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不仅仅是渎职，而是完全缺乏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可以想像，这些所谓的执法者当中不乏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下属;换一种场合，换一个对象，他们都可能体现出充沛的情感和道德。这一切只能让人们得出一个解释：在某些时候，他们没有把某些人当成人看待。
列宁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与精神。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把“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重视程度，突出了保护人权的核心地位。人权到底是什么?目前宪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但这里的“人”范围很大，比人民、公民都大。它包括精英，也包括百姓，包括执法者，也包括被执法者，包括好人，也包括坏人，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农民工，包括老人、小孩、婴儿、残疾人、精神病人、犯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总之，是人就在这个范围以内，其合法权利就是宪法法律保护的对象。
不把人当人是极其危险的。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真有所谓的“道德底线”，那这大概就是了。所以，道德是法治的基础，突破“道德底线”，法律就毫无意义。无论执法者还是被执法者都要守住这条底线：人就是人，不是草，不是畜牲，也不是物品。要把人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