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内幕交易由罗、陈、王，组成一个信息传递链，完成了内幕交易。同年发生的董正青案，则是董正青将内幕信息透露给其弟弟，从事内幕交易。”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顾肖荣研究员对记者分析说，“董正青并不承认自己从事内幕交易，但通过其弟'准确地'买卖相关股票，可以判断出其中发生了内幕交易。”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曾经某公司董事长在头一天下午公司开会时确定了一个重大事项，第二天早晨一开盘，该董事长的妻子就以大量资金买入这只股票。之后，上市公司就该重大信息进行公告，股价涨上去后，他妻子将股票卖掉。“像这样，通过自己的亲人从事内幕交易的，比直接进行内幕交易的要难查。”
某证券公司人士对记者说，“有时证券公司研究员在公司未发布年报、季报之时进行调研，回来之后就早早布好局，等到年报公开之后，股票早涨过了。这是不是内幕交易?不知情的散户实际上都给人家抬了轿子。”
据业内人士分析，监管部门进行非正式调查的依据，主要有举报人举报、媒体质疑、日常监管等方式。在所有的依据当中只有“日常监管”最为重要。
“这就需要建立发现机制，监管部门应从被动监管转变为主动监管”，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张远忠博士向记者分析说，“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完整的制度设计，使内幕交易行为能够及时被发现，及时被调查，继而及时受到司法机关制裁。监管部门要自己'主动发现'，不能依靠媒体来提供线索。这就如同我们抓贪官，不能依赖小偷，治理公款旅游，不能靠网友在地铁捡账单一样。”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很多非法理财网站都宣称自己是依靠内幕信息，能保证股民收益翻一番。这样的宣传，为什么有很多人相信?原因就是，市场上靠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大有人在，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有本事'.这其中反映的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向记者介绍，我国的实名制、集中交易、无纸化等，在技术设计上是很先进的，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公司，通过自己的系统，可以比较容易发现有没有内幕交易，谁涉嫌内幕交易。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努力，使系统中暴露的问题及时传达至有关部门。
“民事赔偿诉讼，在对证券违法行为惩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证券律师向记者说，“行政处罚，罚得太低;刑事处罚，来得太慢;但民事赔偿，却有可能使其赔得倾家荡产，最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陈洁说，在美国有行政和解、集团诉讼、执法力度等多种因素，使得美国在惩治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中更有效力。
“相比较而言，我国急需要在民事赔偿诉讼方面有所作为”。张远忠分析称，“在内幕交易案件的受理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损失的计算上，以及证据规则的安排方面，有关机构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最高法院的民事案由中有内幕交易这一项，但实践中这方面的官司却鲜有，实际上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