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所有的关注都集聚于一点,以"国四条"为代表的新政如何在地方政府端出台细则并逐步落实。毕竟,中国楼市已经不可能再以"一刀切"的手段应对广袤土地上不同的繁复状况。
于是,赶在2010年前,诸多一二线城市已着手行动,上海重在税费调整,北京、南京重在增供给,深圳则在透明的土地供给上先行一步。
相比之下,郑州虽尚未在政策面出手,但由政府出面,为46家房企牵线获得银行授信则更显耐人寻味,所幸的是,意向性贷款授信额度更倾向于用于经济适用房、廉住房等保障房的开发建设。
在目前各地的相应举措中,我们不难发现"出拳"的路径分成了两种主要取向,一种针对的是开发商这个房地产业高烧的主体,另一种则依旧是针对购房人。的确,拳打向何方让地方政府置身于两难处境,然而这还是表象,其背后的两难处境在于,如何在保证GDP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压制楼疯,平抑房价。
2009年"保八"成功后,以陈锡康为代表的专家们已经把2010年的GDP增速标定在10%这一两位数,这一领衔全世界的增速依旧要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而仅新房销售额便可占到GDP 13%的房地产行业,无论对于投资还是消费,都有着绝对不容质疑的地位。
GDP要从国家分解到地方,作为地方政府的官员,就不得不保障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收入半数来自土地,很难想象,谁作为当权者能够自断此命脉。另一方面,沸起的民声已经必须安抚,由房地产业带来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经济大局的稳定,超高的房价和高资金杠杆率成为金融市场潜在的火药库,要让房地产快速发展,又要保证其平稳健康,没有大智慧如何能做到?
回到之前的两难处境,究竟该把调控之矛戳向何方?行业生病,购房人吃药恐怕并非长久良策,根源在于让中国的房地产主体重归消费或使用属性,而非投资品才是关键。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降低保障性住房的准入门槛既是保障房地产投资的要点,也是平衡商品房需求,给高房价降温的要点。有了这个根基,才是解决"千军万马同抢商品房"的疏导之道。
按此逻辑,诸如对已持有者课以重税等政策并不值得期盼。事实上,在央产房、军产房、校产房等种种福利房占据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比例的历史背景下,其持有者的"物业税"如何征收?无论打针还是吃药,治好行业高烧需从行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