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征地数量大。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国情出发和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考虑，把保护土地及耕地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对土地用途实行严格的管制制度，对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实行"占一补一"的耕地占用补偿制度。但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一窝风"的建开发区，不论项目有无或多少，先"圈"地再说，导致粮田荒芜、土地闲置;有的地方征地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先用后征或边用边征;有的地方在招商时对土地争相压价，恶性竞争，使土地资源流失。各类开发区遍地开花，使我国耕地锐减：我国耕地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的18.89亿亩，已低于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到201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的19.2亿亩，对我国粮食安全已亮起了"红灯"。
(二)补偿政策较乱。一是在农村，征地补偿政策不一的问题非常突出。不同时期的补偿标准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补偿标准更不了样;乡与乡、村与村，甚至于同一个村的同类地块也不一样，造成农村基层干部工作难做，农民群众思想难通的困难局面。二是在城镇，居民房屋拆迁的补偿政策更乱。有些地方在不同时期以政府行政规章和文件的形式出台针对不同建设项目的不同标准的居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造成区与区、街道和街道，甚至同一条街道上同类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不一样的情况，引发了不少纠纷。三是农村村民与城镇居民的补偿标准不一样。农民与城市居民进行比较，这在城乡结合部位也是引发矛盾纠纷的重要因素。
(三)利益分配矛盾复杂。补偿费标准偏低，使本已非常有限的征地补偿费用成为当事人争夺的目标。排挤他人的分配额，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补偿金，是造成基层群众自治权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例如基层村委会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嫁城女、入赘婿等能否享有分配权、享有多大分配权，其处理的差距很大：有的规定不能享有分配权，有的规定在一定条件享有分配权，也有规定享有分配权，但该分配权较同村组其他成员要小等等，于是没有享有分配权或没有享有完全分配权的村民，以要求享有村民待遇为由，纷纷诉至法院，对该类案件因缺乏法律依据，很难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从而导致群体上访事件，甚至越级上访的发生。
(四)工作方法简单。 正常的征地拆迁工作是发展经济、重塑城市形象、改善人民群众工作和居住环境的好事，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但是涉及到广大被征地的农民和被拆迁的居民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有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有的地方工作方法简单，如在拆迁之前不进行必要的公示，就随意在房子上写上很大的"拆"字，甚至不签拆迁协议就停水断电、上房揭瓦，严重影响拆迁的正常生活;有的工作人员把思想暂时不通的拆迁户称为"刁民"，把确有困难的群众称为"钉子户";有些地方把拆迁工作交给"拆迁公司"，甚至随意出动警力;有的地方搞株连，象前段时间出现的"嘉禾事件"可谓恶劣之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