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事实类同于“王海打假”。对于该现象曾引发了“刁民”还是“奸商”的持续争议。甚至一度时期司法实践中以“知假买假”者明显不是生活消费为目的，而否认其 “消费者”主体资格，进而将其排除在消费法律关系之外。司法必须切近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近年来，“苏丹红”、“地沟油”、“毒奶粉”、“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生，范围之广、损害之恶已经让普通群众达到谈“食”色变的地步，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王海等人道德争议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两相权衡取其轻，我们应当看到目前环境中王海等人在打假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支持此种行为。该观点也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所确定。
惩罚性赔偿原则的适用还存在以下争议：1、损失的认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原则以消费者存在“损害”为前提。有观点认为，本案原告购买果片后并未实际食用，无损害后果，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2、“明知”的责任。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明知而为”，有观点认为本案原告必须证实超市明知果片过期而仍旧销售，否则应当认定超市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既然司法实践应当支持“王海打假”行为，那么对“损害”和“明知”均应当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理解。具体来说 “损害”应当作广义理解，扩大到财产损失方面。当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时即失去了商品的使用流通价值，消费者为购买食品所支付的对价便成了一种财产损失。在无人身损失的情况下，赔偿可以财产损失为标准计算。如果要让消费者证明经营者是否处于“明知”状态，明显存在举证困难。经营者应当对所经营商品尽谨慎审查义务，其所经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时，我们首先应当推定其未定到该义务，处于一种“明知”状态，将“非明知”的举证责任分配于经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