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徐武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这一事件，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
我国法律虽然对什么症状的人可以送治有涉及，但是对什么人可以实施送治行为，该遵循什么程序没有相应的规范。公权部门、工作单位或其他组织，有没有权力将精神病人或疑似患有精神病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是不是需要征得病人本人或亲属的同意?法律现在尚没有相关规定。没有了法律的严格规定，而很多医院又唯利是图，只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或是唯行政命令是从，导致精神病送治乱象丛生。
根据卫生部2007年的《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精神疾病有10大类、72小类，近400种，包括老年痴呆症、焦虑症、失眠症、人格障碍、智力低下等，这意味着这400多种精神疾病的患者都可以被强制收治。再加上“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即未经诊断的人，其实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强制收治的对象。
由于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实践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报告指出，虽然其间数易其稿，但《精神卫生法》依然未能出台。在《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精神卫生立法则不断出现，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精神卫生条例》。这些立法都是由卫生部们牵头起草，专家组成员大部分为医生，未能将人口、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学者吸纳进来，从而使精神病学专家垄断了立法资源。医生及医疗机构的责任被缩小、而权力则被放大，与此不无关系。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法律应当严格规定精神病的收治标准、收治程序，更重要的是规定医院在收治时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不但要承担行政上的责任，更要强调医院和医生在侵犯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名誉权等人格权时应承担的侵权民事责任，包括精神损失赔偿，甚至在情节严重时要追究医院和主要责任人、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其次，在未来制定《精神卫生法》时应该对收治医院规定专门条款，比如，未经鉴定确认的患者不得住院收治，门诊收治发现疑似，应转至有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格的部门进行鉴定，确诊后再行住院收治。同时规定医院有向司法机关申请鉴定的权利和义务，即无论是病患、监护人，还是收治医院，均赋予其诉权(即申请鉴定的权利)。
综上述，笔者建议：第一，应当充分保护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第二，应当制定科学的精神病诊断、鉴定标准;第三，应当制定被严格遵守的精神病强制收治司法程序;第四，应当规定违反《精神卫生法》的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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