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律师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阅卷难、取证难、会见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律师，个别地方甚至发生随意拘捕律师，司法机关利用权力打击报复律师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有其深厚的土壤。一方面，在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中，律师被赋予了“讼棍”的负面形象，被认为是为“坏人”辩护和开脱罪责，因此，不少人对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很不“感冒”。例如，当年在重庆“打黑”案中为“黑社会头目”黎强辩护的著名刑法学专家赵长青，网络上对他就是一片辱骂和“喊杀”之声。
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公安司法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思维和司法惯性使然。一些司法人员认为律师介入自己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案件，提出一些不同的证据和法律观点时，是同司法机关作对，是替违法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他们千方百计使用自身掌握的权力，给律师的正常执业活动使绊子，制造各种障碍，使得律师执业举步维艰，甚至于自身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律师执业难和合法权益受到无端侵犯的现象，与依法治国是背道而驰的。“依法治国”已经明确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法治的要旨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这种人权的保障不仅在于一般公民，也体现在于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律师为违法犯罪人员辩护，就是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广义上讲，律师为违法犯罪人员辩护，也是维护所有人的人权，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都可能需要律师为自己维权。在刑事诉讼中，只有控方和审判方而不允许律师参与的诉讼是违反法治精神的，因为只有律师的介入才能做到“兼听则明”，才能使法庭不会成为公权力单方恣意定罪的舞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完善执业保障机制。这些充分说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是推进依法治国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