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演变可以看出，我国商检种类表在初始阶段以出口商检为主，但1980年代后期以后进口商检越来越多，进口商检种类表增长速度超过出口商检。直到目前为止，出口商检种类仍然超过进口商检种类，2005年出口商检(包括出口食品监督检验)3361种,占全部商检种类总量的51.18%，比进口商检(包括进口食品监督检验和入境民用商品验证)的3206种还多155种。
问题在于，2002年，我国对《商检法》进行了根本性修订，立法宗旨由“保证进出口商品的质量，维护对外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改为“规范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商检类表的制定实施依据由“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改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或者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维护国家安全”。根据新《商检法》的要求，商检工作的重心无疑应该转到进口商检上来。但实际情况却是，至今为止，出口商检种类仍然多于进口商检，出口商检批次大大高于进口商检批次。2003年出口商检批次705.89万次，比进口商检多324.85万批，占进出口商检总批次的64.94%;2004年出口商检833.33万次，比进口商检多411.74万次，占全部商检总批次的比重甚至提高到66.41%。2003年出口商检金额占进出口商检总金额的45.98%，2004年占45.80%。
由于进出口商检是按批次抽检，所以商检工作量主要与商检批次有关，而与商检金额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国的商检工作，约三分之二精力是放在出口商检上。
众所周知，现今世界各国在商检中，关注的都是进口而非出口，技术壁垒针对的也是进口商品而非出口商品，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基本选择。在国际贸易初期的1664年，法国最早建立了出口商品检验制度，但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规模的、普遍的出口商检?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取消了出口商检，日本对外贸易额与我国不相上下，其进口商检比我国严得多，我国企业早有领教，但日本的出口商检商品却仅有十几种。那么，我国商检中存在着的这种奇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既然不是我国《商检法》的要求，或许是为了与国际规则吻合?也不是。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基本宗旨是允许相关成员国在技术要求的适当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但同时也防止成员国过分利用这类措施对国际贸易进行不当限制和扭曲。显而易见，在TBT协议基础上允许的或者反对的技术措施主要是针对进口成员方而言的，也即为了防止成员方滥用技术措施限制进口，制造贸易壁垒，而非针对出口方。道理也很简单：世界各国都是想方设法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没有哪个WTO成员会对自己的出口产品设置技术壁垒。
TBT协议当然没有禁止成员方对自己的出口产品设置技术壁垒。但作为保护我国利益的进出口商检，把如此巨大的行政资源投入到出口商检上去，却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难道我们的商检是帮助进口成员方建立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壁垒吗?
即使是为了保护对方贸易商的利益也是说不通的。我国已经承诺遵守WTO《装运前检验协议》，一般国际贸易操作中完全可以由贸易商聘请贸易服务机构进行检验，我国政府没有义务更没有责任去承担贸易服务可以满足的市场需求。
或者是为了增强进口商对于中国产品的信任感以及打破对方的进口壁垒?仍然不是。因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商检技术规范，更谈不上符合进口国标准，与其他国家难以互相承认对方的认证(检验)结果，所以，我国商检出具的合格证明几乎对进口方没有效力——属于费力而不讨好，不知所为何来?
很有意思的是，我国出口商检一直保持极高的合格率，近5年出口商品检验合格率都在99.7%以上，不合格风险仅为不到0.3%。不管商检是否尽了责，这起码说明，企业已经完全有能力自我控制出口质量风险。即使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保持出口商检以防止欺诈或促进出口，那么在如此高的合格率情况下，政府是否还须严格坚持控制出口商品检验?是否还须继续保持庞大的出口商检种类表?
竞争力应是一个极大的损害。以笔者多年调查所见，这类例证绝非个别而是普遍。
再考虑到我国进口商检仍很薄弱，技术规范不足，检验能力不够，以至屡屡出现进口产品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情况(大家想想那些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吧)，证明我国的商检资源远远不是多得用不了，那么为何不把建立在中国纳税人贡献基础之上的宝贵的商检资源首先用于保护我国利益上呢?有何必要把高达三分之二的商检资源用于限制自己的产品出口呢?
所以，中国商检为谁而设，还是有必要问，也希望有人答的。
U94834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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