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理由是为了保护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保护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个说法是有点牵强的。事实上，只要把国内商品的质量管好了，也就等于同时管好了出口商品。一旦内销的商品质量很高，出口的时候出口商又要进行检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检验了。所以就像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了国内消费者认为出口商品质量要高于国内销售的商品。
说起来，出口转内销从80年代就开始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口开始发展，很多店就打出了“出口转内销”的旗号，作为他们的一种营销手段。
国内开始搞内外贸融合，从政府角度把内外贸打通应该是从1993年之后的事。那时，中国搞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前国内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要专门向有关部门申请，后来我们国家放行外贸经营权，只要企业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去做外贸，那个时候实际在做的就是内外贸的融合。这样的话，有一些专门做出口的企业就可以开始介入国内市场了，很多原来做国内市场的也可以做出口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内外贸融合的过程。
但我们政府真正搞内外贸融合，把外贸拿进内贸来，是2003年初商务部成立时的事。但这个时候从国家和商务部来说只是体会到了内外贸要融合，在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推动。
这一次主要因为国外市场的问题，前几年中国的出口一直是高速增长，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0%~30%，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贸的融合就没有那么急迫。那个时候国外的订单都接不过来，谈不上去发展内销，这些企业也产生了一种惯性。但从07年底，出口开始受到一定冲击，08年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出口企业的影响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做转型，开始用两条腿走路，是在比较急迫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马宇：对，一方面是逼不得已，另一方面是这种选择不管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开始我们搞外贸管理改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发达国家都没有对外贸经营权搞审批，这完全都是企业的事情，做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是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自己来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一个企业的权利，而我们原来是限制了这种权利，现在则是回归本原。这样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何分配企业的力量，是做外贸还是内贸。现在我们就是在试图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局限。
《环球》：也就是说“出口转内销”不是仅仅让这些企业尝尝甜头，而是要让这种趋势常态化?
马宇：会是一种常态，我认为像广交会这样搞内外贸对接只是一种临时行为，只是在表示一种姿态，为这些公司搭建一个开放国内市场的桥梁，但之后不会是政府去搞内外贸对接的工作。
做这种搭桥的工作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以后政府是没法包办这样的事情的，政府也不可能再带着这些企业往下继续做。这方面我们要依靠的是市场的力量，国内的商场、超市只要认识到这些原来出口企业的商品是有竞争力和市场潜力的，那它就去采购，这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是不可能代替企业去做这样的事情。
北京市商务局在三月份就搞过一个“外贸大集”，当时如果外贸企业的产品还没有完全符合国内销售的标准，也会被允许在市场上销售，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一揽子的问题解决好。
实际上现在关键要解决的是内外贸商品的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这种不统一造成出口商检非常麻烦。我们国家50%的商品都要进行出口检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商品在国内生产时已经经历了一次质检，到出口的时候又再经历一次，这就是“双重检验”，很显然这两道里面一定有一道是多余的。实际上，只要把国内的商检做好，出口商检是没有必要的。这样也可以把原本占一半的出口商检资源投入到国内的商品检验中，这样对国内消费者有好处，对所有的企业也有好处。
《环球》：就是说，这次被迫的“出口转内销”实际上可以解决很多存在已久的问题?
马宇：对，会解决一个内外贸市场打通的问题，在管理层面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这些如果得到改善，企业将感到如鱼得水，不管是内销还是外销都会跟着市场来走，会相对顺利一些。我们国家的外贸出口也可以因此做得更坚实，在降低出口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这样就可以基于国内整个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国内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去考虑问题，并且我们也可以依托国内巨大的市场。有了这样的市场我们再去做出口，竞争力一定会提高很大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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