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表示，我国对乳品和其他食品行业的检测标准，的确存在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标准不同、部分指标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以原料奶为例，我国标准规定每毫升细菌含量不得超过200万，但这一标准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再如，国际标准中有奶牛“体细胞”的检测项目，这是判断牛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而我国却没有相关规定。
数据显示，年以来我国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以上，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却只有90%左右。虽然只有九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却暴露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尴尬。
专家指出，一方面，我国的食品需要“摸高”才能进入国外市场，导致“一流产品出口、二流产品内销”。
另一方面，在宽泛标准产生的“洼地”效应下，一些在国外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洋食品，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我国市场。有些产品在国外被查出安全问题后，面对中国公众的质疑，却因中国的低标准而常“傲慢无礼”。
标准不同存在多个原因。曹明是说，对于某些国家而言，食品安全的标准犹如“技术壁垒”，是保护自己国家产业的“利器”。“欧盟几乎是国际上公认对食品安全要求最严格的地区，我国企业生产的乳制品很难进入欧盟、美国等标准严格的市场。”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背后，屡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标准质量不高、滞后的问题。
我国的标准化法1989年开始实施，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标准化法修订工作开展近十年，目新法仍未出台。《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遗憾的是，有些标准长期"原地踏步"，甚至二三十年不变，不但给一些造假企业钻漏子提供了可能，也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国家形象。”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如是说。
国家权威部门也坦陈，虽然我国已经制订了不少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产品标准或者检测标准，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敏感、关注度高的标准制定工作还不能完善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
标准滞后的“差距”可见一斑：我国允许的“农残”量要比欧盟和美国高出数倍；植物奶油被曝光有危害，但我国没有强制性的限量标准；“蜂胶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在树胶里添加芦丁、槲皮素等黄酮类物质，人为提高了总黄酮含量，反而“符合”了蜂胶国家标准……
“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邱宝昌说，往往标准低一点，就有量企业被放进去，而标准一高，一些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而我们的某些标准恰恰是迁就了一些落后企业，质量不高。
邱宝昌解释说，我国共有几万个标准，当时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制定一个标准，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及论证，费用较高，而国家对此补助有限，不少花费往往是企业赞助，一是“新”慢，二是掺杂了企业的“意志”，有些企业就成了低标准的受益者。
与之相应，发达国家的食品标准往往处于“动态”更新中，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有较好的联动机制。“英国、德国等国都有相应的独立研究机构，经常能早于政府部门发现一些食品安全风险，并提出独立的研究报告。食品标准并非一订了之，也要不断更新进步。”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总工程师马志英说。
专家提出，在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固守落后的标准，无异于“刻舟求剑”。与造假技术的花样不断翻新相比，某些领域的标准滞后，也造成监管乏力，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针对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存在的种种不足，2010年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清理工作。但是，整个标准体系的彻底清理整合，以及基础标准修订等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如何健全和提高我国食品标准？在邱宝昌看来，当务之急是“标准的制定应该去掉企业的声音”，由国家层面组织有公信力的业界专家等参与，过程要公开透明。
“既然是食品安全标准，就不能"内外有别"，应向国际标准看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从严。”邱宝昌说，提高标准，既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需要。
曹明是表示，上海已尝试在乳业方面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试点后效果比较好，一些标准已经向国标过渡。例如，“冰点”标准就被纳入了国家标准中，牛奶和矿泉水冰点不同，监控冰点可以判别牛奶中是否掺水，进而推断出是否加入了需要用水稀释的化学用剂。
食品标准的提高，还应改变令出多门、不统一的问题。马志英分析说，我国现行的食品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四部分构成，数量众多，经常出现交叉重叠、相互冲突等问题，令执法部门和企业无所适从。
标准的提高还应发挥第三方机构的预警作用。专家建议政府建立激励机制，与第三方机构及企业间形成风险预警网络，构筑联动机制，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掌握主动。
U16687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