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食品国家标准引发的争议屡见不鲜。在诸多知名品牌速冻水饺陷落“金黄色葡萄球菌门”后，新版速冻面米制品国标中将这一项目从“不得检出”改成“限量检出”，让众多消费者质疑标准“开倒车”。
乳制品新国标更受人关注。生乳新国标中，蛋白质含量由旧版国标中的2.95%降到了2.8%，每毫升中菌落总数标准也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
“随着生产工艺的提高，标准应该不断提高，怎能‘倒退’呢？”上海消费者黄小姐的疑惑，也正是大多消费者的不解。
卫生部回应，与过去的标准相比，新国标突出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限量规定以及标准的强制性，其中对“百姓餐桌”上可见产品的各项指标均有所提高，无一例外，标准只高不低，不可能“退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认为，说新国标“退步”的结论肯定不对。“用两个指标的高低，去判断有几百项指标的乳品新国标‘退步’，是以偏概全的。”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说，此前我国大部分卫生标准都是与欧盟接轨，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目前我国很多新国标比照美国制订，相对宽泛一些，但制订原则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内。
专家同时指出，的确存在部分标准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象。
标准“门槛”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质疑：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自然标准越“高”越好；但新国标在制订过程中，存在“就低不就高”，涉嫌迁就低水平企业。
国标制订门槛到底怎么定？陈君石表示，国标的制订首要是科学合理；其次则是引导行业发展，制定可操作性强、可落实的标准。“如果一个新的国标只能高高在上，没有一个企业能达标，就难有实际意义。”
事实上，除了国家标准，我国还存在很多的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要鼓励企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国标应相当于“最低门槛”，并不是“天花板”。但不得不承认，国内确有一些“不思进取”的大企业，将国标的“门槛”当成“免死金牌”。
“新国标已完全达到安全的要求，就我国现状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标准能否落实的问题。”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汪国钧指出，我国很多食品加工企业存在小、散、乱的特点，生产中过量、违法添加的现象横生，监管成本又很高。“有了国标，如何严格执行，才是真正考验。”
在乳品等新国标的制订中，国内几大巨头企业作为制订主体的身影频频进入公众视线，引发了疑惑。
卫生部表示，食品安全标准出台包括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审评、报批等环节，企业界代表只参与了前两个环节。而且乳品新国标制订过程中，具体起草的专家有70多位，其中企业代表仅9人。
金泰廙指出，国家标准最终服务的是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因而要更多吸纳民意，不能只由监管部门和企业“说了算”。
近年来由于三聚氰胺、问题奶粉等恶劣事件，人们对乳制品行业的信任原本就岌岌可危。乳品新国标与其说是指标上碰了质量红线，不如说是制定和实施过程碰到了社会信任这个“新门槛”。
专家的建议、舆论的批评，如果能有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跟进，就能避免公众质疑的“发酵”。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专业性很强，但社会性更强，因为它与每个百姓的生活都密不可分，与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信任息息相关。因此，理应特别注重保障社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标准制定过程公开化、透明化，更加细致地回应老百姓的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