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派出所的干警随后赶到现场。令干警惊讶的是，现场有13位伤者都是孩子。一些被全身烧黑、面目全非的小孩被一个个从着火的楼房中抱出来，小孩的哭声、大人的喊叫声响成一片。
在装配火药的房间里面，记者见到了部分制造炮竹的原材料和工具。据了解，在这个房间内装配好火药之后，再由孩子们安装引信，事故死伤的13名小学生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14岁。其中烧伤面积达90%以上的5人，烧伤面积55%至78%的4人，烧伤面积12%至40%的3人。1名儿童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于11月12日22时30分死亡。而烧伤的孩子将经历2到4个星期感染期的生命考验，在感染期内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
贺州市卫生局局长曾宪彪说：“病情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11例病例里面，有5例仍然处于危重状态。”
鞭炮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以非法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立案，犯罪嫌疑人杨万文和谢庆岁先后向警方自首。据了解，事发当时，谢庆岁正在用摩托车装运货物，摩托车发动打火引燃爆竹，酿成了这幕悲剧。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孩子怎么会变成黑作坊的童工?插完这么一盘药筒，他们又能赚多少打工钱?
贺州市植杨小学学生杨小丽：“就是插上点燃纸炮的引线那种。”
正上六年级的杨小丽曾在那家黑作坊里面打过工，每插好一千多个引信，她能赚到3角钱，上学前的2、3个小时内，她能做好大约3000个引信，可以赚到1元多钱，放假的时候，一天的时间能赚到3元钱左右，工作时间长了，眼睛会很不舒服。
杨小丽和其他伤亡的13名孩子一样，都是村里植杨小学的学生，她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曾做过这样的工作，而她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得收入却是为了购买零食和学习用用品。
由于当地的居民生活贫困，孩子们兜里的零花钱少的可怜，有的孩子兜里没有购买零食的零花钱，她们就只好铤而走险去黑作坊里打工赚钱。而在13位伤亡的孩子里面有7位是六年级的女生，这又是为什么?
贺州市植杨小学校长陈小洁：“我听说有些小孩子，可能因为到了青春期，需要有一些自己私人用的东西，又不好跟家里面的人问，所以就可能想用自己的钱吧，自己好支配一下。”
采访中一些受害儿童的父母告诉记者，直到爆炸发生后他们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原来跑到了这个黑作坊里打工赚零花钱。远离父母的关爱，这些留守儿童在农村里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走进了鞭炮黑作坊?一起到这次事故中受伤的杨艺华家去看一看。
杨启印和杨启少兄弟两都是植杨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一个班级里学习，午休后，两个孩子结伴回家吃饭。
米饭是凉的，早上启印做的剩下不多的菜也是凉的，只有一份简单的炒青菜，懂事的启印将菜让给了弟弟，而自己只能吃些米饭。启少告诉记者，原来是六年级的姐姐杨艺华照顾他两的生活，可是姐姐在事故中受了伤，现在启印担负起了姐姐的工作，还要给上初中另外一个姐姐做午饭。
启少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孩子，受伤的姐姐是第四个孩子，父母都在广东打工，他们平时的生活基本都是自己打理，奶奶偶尔也会帮助一下。受伤的姐姐打工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不过，姐姐赚到的钱也基本给了他们两个。
杨启少：“买鞋子嘛，袜子什么的，有时候还买一些小吃给我们，我们不知道她钱从哪来的。”
杨启少：“有时候买笔或者买那些小吃什么的，渴了就买那些冰条吃。”
眼下，对于这些受伤孩子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费，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被严重烧伤，而治疗烧伤不仅难度大，而且医疗费用极其昂贵，那么这个燃眉之急如何解决?
贺州市卫生局局长曾宪彪：“抢救治疗费就是40万，每个人平均大概40万，整个后面的康复肯定是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么除了政府和有关制度给补偿之外，现在还有一定的缺口。”
记者在解放军181医院了解到，很多社会力量现在已经开始了救助活动。
天津鸿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庆如：“今天过来看了看这些孩子的情况，确实心里受到很大的触动，确实也是非常痛心的，作为我们重南基金也罢，作为爱心人士也罢，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来救助这些孩子们。”
在捐赠仪式上，记者了解到，孟庆如代表天津鸿征集团和春暖基金一次性捐款35万元，用于181医院7个孩子的抢救费用，他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孩子。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根据权威调查，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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