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而后诛。把规则提前告诉学生，不能在学生违反纪律后无限上纲的套用过高的或其他规则进行处罚。诛而不教，不仅是教育者的过错，也同样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教而后诛，把学生推向了自我克制，自我教育，自我接受惩罚的那一面。往往比较容易收到好的教育效果。就教育的真谛而言，诛只能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教。
（二）增加成本。一个微小习惯的养成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在学生第一次出现某种违纪行为就及时给予严格的教育，当再次出现类似行为就给予更加严厉的惩罚，以此不断增加其违纪的成本。这已是处理学生违纪，达到教育目的不得已而采用的手段了。当然凡是都有度，成本的增加应以学生能够承受限。
（三）抓小放大。小事情，大问题。小和大是矛盾的双方，存在辩证法。一次小小的违纪，的确不算什么。但是一次次小小的违纪，如果不去纠正，则必然会积聚成大错误。对于学生，到真的出了大问题，教师的批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吃了大亏，学生自然会回头。所以，应该把教育的关口前移，抓住学生一次次小的违纪行为进行严格的教育；而学生真的犯了大错误，则只能是给予同情、宽容、原谅和疏导了。
（四）法亦责众。这里的“法”，指的是学校或者班级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群体性违纪的处理是教育活动中经常碰到的。这类违纪的处理重在公平、公开、公正，处罚更要有理有据，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正是由于人多，这类违纪的处理往往就会避重就轻，或者择其一二“要犯”重罚之。其实这是很不可取的。在法治社会里，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应平等。在学校管理中，“法，应当是要责众的”。只有这样，法，才能发挥出最大化的效用。
（五）晓之以理。青春勃发的中学生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渴求自由，往往就为所欲为；他们热情奔放，往往就头脑发热；他们追求新奇刺激，往往就叛逆偏激……作为教育者（这里包括班主任、任课教师、学校教工、家长等等），对学生的教育必须是要晓之以理的。把道理讲通、讲透，有时还需要苦口婆心、不厌其烦，是教育具有时效的前提。师生之间有很多矛盾就是学生违纪后，教育者没有将道理讲通而引发的。
（六）家校联合。家庭和学校是学生最重要的生活场所，也是最可靠、最温馨的港湾。时下有一种说法：最不了解学生的人是家长，其次是他的老师。这个说法虽不是完全准确，但的确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家庭和学校教育两个环节是脱节的。一部分学生之所成为问题学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欺骗父母，欺骗老师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家庭和学校能联合在一起，经常性的进行联系，交流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的实际表现，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监管的真空。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大化的教育实效。
（七）把握时机。教育学生最难把握的，或许就是教育的时机了。过早或则过迟都有可能导致教育效果事倍功半，甚至是负向影响，不可收拾。要准确的把握教育时机，一方面要求教育者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抓得住教育机会；另一方面要求教育者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能收得到教育效果。
（八）后续关怀。批评和教育学生，都不可避免的要指出学生的不足或者缺点。处于成长中的学生最爱听的是好话、是表扬，最不愿意接受的是师长的批评和教育。而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不批评、不惩戒，一味讲好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批评总是不愿意接受，但又是必须的，这就是矛盾的双方。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就离不开后续关怀。就是在严厉的批评过后，或者当天、或者一段时间，等学生冷静下来之后，再对他们进行温和的教育。这样做，既可以巩固前一次教育效果，也可以发现新问题，进行补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