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某行为的定性，应当说，第一种意见是我国目前刑法理论上的通行观点;但是，通说并不必然正确，所谓的通说，如果经不起逻辑和实践的拷问，就应当接受被淘汰的命运;同时，结合社会现实对理论上的通说进行深刻的反思，刑法学说总体上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趋于完善。笔者总体上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理由如下：
首先，从犯罪客体上看，侮辱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名誉，即采用不正当的方式降低一个人本该享有的正常的、来自社会的价值评判;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虽然也可能会损害他人的名誉，但是，必然遭受侵犯的只是妇女性的自决权，必然令受害人产生性的羞耻心。所谓妇女的性的自决权，从狭义上说，仅指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从广义上而言，还包括与性有关的其他权利。例如，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对妇女实施鸡奸的行为，一般就不会侵犯妇女的名誉，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强制猥亵行为。可以说，是否侵犯了妇女性的自决权、是否让受害妇女产生了性的羞耻心，就构成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以妇女为侵害对象的普通侮辱罪之间的分水岭。本案陈某当众扯下李某的全身衣服，显然损害了李某正常的性的羞耻心，而不仅仅是名誉上的损害。
其次，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根据多数学者的描述，针对妇女的普通侮辱罪，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言词上的诋毁、谩骂;通过书写、张贴、传阅有损他人名誉的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标语;使用暴力逼迫妇女做难堪的动作，往妇女身上泼粪便等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1.向妇女显露生殖器，并强迫妇女观看;2.强迫妇女手淫，为他人手淫，或强迫妇女观看手淫;3.在公共场所故意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4.针对妇女实施的抠摸、舌舔、吸吮、亲吻、搂抱、鸡奸等等其他行为。虽然两罪的行为方式林林总总，不可穷尽，但是，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两类行为之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界限：即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带有浓厚的性的色彩，往往令人自然而然产生性方面的联想和刺激;而单纯以损害名誉为目的的侮辱妇女的行为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正如张明楷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不管在什么场所，强行剥光妇女衣裤的行为，都属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因为“强行剥光妇女的衣裤”，难免不令人产生性的联想，难免不让被害人产生性的羞耻心，这种行为已经不是普通侮辱罪中类型化的“侮辱”行为;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也已经超出了普通侮辱罪犯罪构成所预设的“危害结果”，其所侵犯的法意——妇女性的自决权，也要重于侮辱罪所保护的法意——名誉权。
再次，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侮辱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都属于故意犯罪，当然都需要具有犯罪的故意;最具争议的问题在于，除了犯罪的故意之外，在主观上，要成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否必须要求行为人还具有“出于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置换成法言法语来表述就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否是倾向犯?所谓倾向犯，是指行为必须表现出行为人的特定内心倾向的犯罪，只有当这种内心倾向被发现时，才能认为其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笔者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不是倾向犯，不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追求刺激、满足性欲的内心倾向”。虽然，典型的强制猥亵、侮辱行为，事实上往往都表现出行为人具有“寻求性的满足和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动机，但是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因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确定，也不能根据所谓的“人之常情”来确定。例如，强奸犯罪，行为人往往都是出于发泄性欲的动机而使然，但是，即使行为人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而对他人实施奸淫，也没有理由否认此种情形下强奸罪的成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成立，之所以不要求主观上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即使缺乏这样的主观动机，某种行为也完全可能侵犯了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权，也完全可能导致被害人产生性的羞耻心，易言之，刑法所保护的妇女的性的自决权依然受到了侵犯。如果成立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一定要以“具有刺激或者满足性欲的倾向”为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造成罪与刑的严重失衡。现在来比较一下这样两种情形：(1)某甲出于满足性欲的动机，在房间里将妇女衣服剥光;(2)某乙不具有满足性欲的动机，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妇女的衣服剥光。试问：上述两种行为，哪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显然应该是第(2)种情形。可是，如果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倾向犯，则第(2)种情形只能成立普通侮辱罪，根据刑法第246条之规定，最高也只能处三年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第(1)种情形反而有可能面临更重的处罚，因为根据刑法第237条第一款之规定：这种情形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由于法律语言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在具体运用法律时势必要对法律条文进行恰当的解释，解释的方法有多种，但是无论何种解释，解释的结论恰当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通过解释，能否使得各条文之间相互协调一致。那种不顾罪与刑的协调而生硬地墨守“通说”之成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表面上是在遵循刑法之规定，实际上是对刑法公正精神的彻底背离，也是一种十分僵硬的教条主义，因此必须要予以摈弃。要实现普通侮辱罪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二者的罪刑协调，就必须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解释为不是倾向犯，该罪的成立不需要特定的动机和目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侮辱罪，而是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这一罪名，究竟是否需要分解，如何分解。其中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猥亵和侮辱有无本质上的区别?其二，“强制”一词是仅仅修饰限定“猥亵”，还是也修饰限定“侮辱”?笔者赞同下面的观点：(1)必须承认《刑法》第237条的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没有区别，从司法实践来看，区分猥亵和侮辱也是不可能的;刑法第237条之所以要将猥亵和侮辱并列起来规定，其主要原因在于保持刑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因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是从旧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的“侮辱妇女”移植过来的，本来新刑法第237条第1款仅规定强制猥亵行为就足够了，之所以仍然保留旧刑法第160条的“侮辱妇女”的表述，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以免人们认为旧刑法第160条中的侮辱妇女不再是犯罪行为。(2)即使要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进行分解，也只能分解成强制猥亵妇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而不是分解成强制猥亵妇女罪和侮辱妇女罪。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对妇女实施强力侮辱时，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与强制猥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体相当，才能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之中。鉴于本文的主旨所在，对此问题不再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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