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北京“APEC蓝”的经验表明,雾霾并非无法克服,依靠“人努力”也是可以解决的。“APEC蓝”背后的治理模式能否复制?治霾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钟南山:有一个事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我与北京大学等机构做的研究,发现奥运期间北京地区的雾霾程度减少60%,PM2.5降低27%。人的血压、心率,还有肺部炎症呼出的一氧化碳都有所下降。而APEC期间,雾霾也降低了51%。北京下了很大功夫,这说明“APEC蓝”可以做到,需从政府到有关部门到群众都努力。治雾霾当务之急,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两者的关系。我还是那句话,不要用GDP作为主要的、唯一的衡量标准。
顾逸东:“APEC蓝”背后是大量工厂临时停产,这显然是不可复制的,除非我们不要发展了。治理雾霾是个系统工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发展方式的认识转变,另外,还需要坚实的科技支撑,比如全面提高能源效率,发展绿色能源技术、煤的清洁利用包括煤的气化技术等,目前有些技术还不成熟或成本高,需要加紧攻关。
包景岭:“APEC蓝”的意义在于表明这是一个方向,告诉你可以做到。不是中国气象条件不行、环境条件不行,没有污染源,再恶劣的条件也是蓝天白云。为什么北京应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APEC蓝”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等,都是着力发展首都核心功能。哪个发达国家的首都有2000多万人?
陈振楼:当务之急肯定是深化改革、调结构。但如果见效快倒是有几种方式,首先是全面关停小煤窑,现在煤炭生产过剩,关闭小煤窑不会对经济产生大影响。另外关闭小钢铁厂、小玻璃厂,目前中国的钢铁业也是过剩的,小钢铁不但经济效益低而且耗煤巨大。第二,对于大货车、黄标车的治理也尤其重要,上海凌晨时分空气很差,相信北京也是,这足以表明它影响之大。强制企业安装过滤装置,同时整治车企冒用国标问题。第三就是洗煤,要求煤企必须洗煤,不清洗的煤入市要狠罚,直到其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