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就此明确表示，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保护医院和医护人员合法权益，保护和推动医学事业发展，是“医疗损害责任”这一章的总体立法思路。“各方面的关系如何平衡，怎样有利于减缓医患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及时公平合理地解决医患之间的纠纷，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王胜明说，这从其中两条法规的制定中可以看出来：一是根据诊疗活动的特点，在“医疗损害责任”一章当中，实行的是过错责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条件地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二是针对患者受到医疗器械伤害后，医院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厂家相互推诿的情况，明确规定患者可以找生产厂家，也可以找医疗机构索赔，医疗机构如果赔偿后，发现损害是由生产厂家造成的，可以向负有责任的生产厂家追偿。
“过错责任原则是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进行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将现行的处理医疗纠纷的双轨制改变为单一的侵权责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梁慧星说。
梁慧星告诉记者，现行处理医疗纠纷的双轨制是：一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来进行处理，二是按《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为一般侵权行为来处理。这种双轨制造成了很多问题。
据介绍，按照大陆民法理论，医疗损害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事故鉴定制度。按照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须以构成医疗事故为责任成立要件，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设置在医学会之下，很多患者家属对医疗事故鉴定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于是纷纷要求进行司法鉴定。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医患纠纷维权的金钱与时间成本，，也使得医患纠纷进一步加剧。
除了鉴定的“二元化”，人民法院内部认识的不统一造成裁判实践“二元化”：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条例的规定，受害人所获得赔偿金较低;反之，未经鉴定甚至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却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标准，受害人所获得赔偿金额反而较高。
适用不同法律导致的赔偿数额差异较大，让一些获得较少赔偿的患者坚信，正当维权不如直接上医院索要。于是，“医闹”频频见于报端，因此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
“所以，必须将现行处理医疗纠纷的双轨制改变为单一的侵权责任制度，使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回归于’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发生医疗侵权行为之后，都要按照侵权责任法来处理。”梁慧星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章用的是“医疗损害责任”概念而不是“医疗事故”，名称更规范更科学了。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委员会主任、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洪奇表示，《侵权责任法》废除了以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成立条件，对解决医患纠纷有积极意义。
例如，近期发生的湖北“左右不分”的事件，需要鉴定么?不需要。李洪奇认为，不应该把鉴定作为认定医疗损害侵权的必经程序，法律没有必要规定对“医疗损害”必须进行医疗鉴定，或者必须由哪一个机构来鉴定。是不是鉴定，应该由法院根据具体个案来考虑。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鉴定，或者聘请专家证人。这样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兼顾医患双方的利益。
同样，赔偿额的确定，也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损失以及医疗机构的过错等来通盘考虑。而不是以医疗事故的等级来确定不同的赔偿标准。“我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操作起来也不便利。”梁慧星说。
不过，单一的侵权责任制度首先要明确是谁的过错。怎样才能既保护患者，又兼顾医患双方的利益呢?梁慧星告诉记者，根据立法精神，《侵权责任法》采取了过错责任加上过错推定的办法。
首先，处理医疗损害纠纷采取过错原则，并不是说凡是出现医疗损害，不考虑过错，都要医疗机构来赔偿，患者还得证明医疗机构有过错。但是，考虑到很多情况下患者要证明医疗机构有过错，举证可能非常困难。法律又实行了过错推定来减轻患者举证的负担。如果医疗机构明显违反了有关的诊疗规则或者隐匿、伪造了病历资料，患者就不需要举证了，法院可以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责任。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也规定了在3种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可以免责。但这个规定限制得非常严格，范围也非常狭窄，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医疗机构能从事正常的诊疗活动，也有利于紧急情况下抢救病人。此外，对于“医闹”，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专家表示，如果我们只提保护患者，要医院承担无过错责任，就可能给医疗机构增加过重的负担，这样医疗机构就不敢大胆地从事医疗活动和诊疗行为。这不仅阻碍医学的进步，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因此，《侵权责任法》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也是对患者的保护，有利于缓和医患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