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是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器的对抗。律师审前介入程序的设置，本身就是对弱者权利的救济，对力量失衡的调节，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即便嫌疑人涉嫌十恶之罪，若其成为阶下之囚，亦理所当然享有聘请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并由人代为申诉控告的权利。会见律师，自然是前述权利实现的基础环节。问题在于，由于立法对这一领域的模糊处理，长期以来，律师会见权一直只能在法律夹缝间苟延残喘。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案件需经批准外，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律师也随时可以会见在押者，并向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严格意义上讲，该规定在程序上并无缺漏，惟一的遗憾就是意思含混，可操作性差。
理由在于，侦查机关的职责，本就是对抗犯罪，尽最大可能将其推上法庭，审判定罪，那么，对为涉嫌犯罪者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理所当然持敌视态度。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本身即由侦查机关监管，律师想进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若缺乏侦查人员的陪同，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如此一来，能否会见，何时会见，能否单独会见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操纵在侦查机关手中。
事实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生效10年以来，鲜有律师被侦查机关直接拒之门外的情形，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对律师会见权的变相限制，其操作手段，无非有三：一是扩大解释，对“国家秘密”的范畴无限扩张，将所有案件都解释为关涉“国家秘密”，从而为会见方式、会见时间设置种种限制；二是变相规避，借监视居住之名，将犯罪嫌疑人关押于宾馆或招待所，使其名义上仍有人身自由，却丧失了会见律师的权利；三是推诿拖延，借口公务繁忙或是领导出差，恶意拖延，直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方才安排会见。
据悉，《律师法》第33条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条款亦将于明年修订，这也是该法迟至明年6月1日方才生效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尽管《刑事诉讼法》早已对律师会见权有了明确授权，但其实际运行所受的桎梏与干扰，更多是机制性的，而不是法律性的。单靠从法律上解开桎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旦《刑事诉讼法》随之修订，当务之急，是从监管体制下手，实现侦押机制的分离，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须再经侦查机关审批，由侦查人员陪同，只需由监管机关对律师进行必要的手续审查，即可进行。同时，对侦查机关干扰、阻挠律师会见的行为，设置必要的程序性制裁，提高限制或变相限制律师会见之类行为的实施成本。
或许有人会担心，如果缺乏审批，缺乏监听，有可能造成某些律师利用会见之机，大肆教唆嫌疑人作伪证，甚至串供与翻供，严重干扰刑事诉讼程序的展开。事实上，也正是受这种思想主导，限制或干扰律师会见的行为近些年才屡禁不止。我们认为，伪证、串供一类问题，本质上仍属行业自律层面，《律师法》已规定了制裁，《刑法》也有针对性的条文，如果因为存在发生此类问题的隐患，就推翻整个律师会见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显然是本末倒置。
近些年来，刑事法治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在与各种“危机论”与“国情论”的鏖战中前行。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担心为被告人聘请律师会颠倒黑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有人生怕搞对抗式庭审会放纵犯罪。新世纪到来后，又有人害怕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限制死刑适用会导致天下大乱。
然而，有了律师，有了对抗，刑事审判查明事实的功能才更加凸显。死刑核准权收回大半年来，全国的刑事犯罪率不升反降。可见，越是片面地强调国情特殊，越是高调宣称社会利益至上，就越可能导致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基于上述事实，我们更加确信，在尊重法律、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律师法》乃至《刑事诉讼法》完全可以走得更远，在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其在讯问或搜查阶段的在场权，如此一来，只会令我们的法律更为周延，人权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