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过去半年了，舒欢依然无法面对自己的伤，总是习惯性地把右手插在裤袋里，隐藏那永久的伤痕。
舒欢一边颤巍巍地举着缺损无名指的右手，一边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不堪回首的短暂打工经历——
舒欢1995年7月出生，是湖南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人。2008年、2009年舒欢的爸爸和爷爷接连生病，2011年舒欢不得不辍学，跟着表哥到了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打工。
2011年3月8日，舒欢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森某塑胶丝花加工厂应聘。老板许某发现他还不满16岁，但仍让他借用别人的身份证登记了入职信息。
上班第三天，少年开机器发生意外
森某塑胶丝花加工厂只有9名工人，20多台被工人称为“老古董”的机器，据说是买来的日本淘汰的“工业垃圾”，经常发生故障，哪台维修好了就由工人操作哪台。
舒欢先是被安排做了2天杂工，今年3月10日早上被安排开机，操作一台已经荒废多年、刚修理过的“老古董”啤机，生产塑胶花。看着师傅试着压了几个产品后，舒欢就正式上岗操作了。上午10时许，啤机的安全门打开，舒欢直接用手拿机器里的产品时，安全门突然关闭，右手被严重压伤，手指上的肉被压烂，露出白骨……
工伤住院，写的却是别人的名字
今年3月13日，舒欢的父母发现，舒欢床头的信息卡上居然写着别人的名字某某，一番打听才知道，用某某的身份证住院是因为舒欢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而某某参加了工伤保险。
舒欢以后可以某某的名义享受工伤待遇，而用人单位可以少支付一笔费用。据说，深圳许多工厂都这样做。
舒欢的父母觉得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就去找主治医生，要求改回舒欢自己的名字。医生说：“信息已经进了电脑，改不了了。”
果然，舒欢的父母要求给予工伤认定的时候遭到拒绝。舒欢的父母往龙岗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深圳市人社局上访了很多趟，足足跑了1个星期，许老板才不情愿地开了一张证明，说明舒欢入院时误报了姓名。
今年3月底，许老板跟舒欢的父母协商，给他们一次性赔偿3万元，然后让舒欢出院回家养伤。当时舒欢家人要求“要么赔偿30万元走人，要么住院到伤好为止再谈赔偿”。然后又不断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情况，舒欢才得以继续住院治疗。
申请工伤认定，劳动站却建议司法鉴定
今年7月5日，舒欢和母亲张绍喜去龙岗区某劳动站要求工伤认定，某工作人员说：“去作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后不用工伤认定也不用劳动能力鉴定，赔偿还更快!”于是舒欢就自己拿了1000元去作了司法鉴定，拿到了八级伤残的司法鉴定结果。
张绍喜多了个心眼，拿着司法鉴定结果去深圳市人社局咨询，工作人员说司法鉴定是不能替代劳动能力鉴定的，要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程序，才具备工伤赔偿的法律效力。
7月26日刚过完16岁生日的舒欢和母亲张绍喜再次去某劳动站要求工伤认定，某工作人员说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只要老板认可司法鉴定结果就可以了。它们(司法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是一样的!你们直接调解，调解不成，再作认定不迟!”
“纠缠”了将近两个小时，某工作人员终于说出了真相：“你这个是童工，一作工伤认定，就会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来执行，这个赔偿标准就会比一般的工伤赔偿高很多。另外，老板怕他使用童工的事情暴露……你先拿这个司法鉴定结果与老板协商吧。”
随后某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许老板前来调解。“既然司法鉴定结果是八级伤残，那就参照八级工伤来算……赔偿总额是6.5万元。”
张绍喜表示6.5万元赔偿太少，对一个刚满16岁的孩子来说不公平，如果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来赔的话，至少能够拿到这个数的3倍……
许老板却高声叫嚷：“我最多就出6.5万元，要3倍赔偿?那你去告我吧!”
伤残七级，经调解获赔11万
经过2个月的奔走，舒欢终于获得工伤认定。今年9月19日他拿到了七级伤残的劳动能力鉴定结果。
9月21日，有关部门召集舒欢、张绍喜与许老板进行调解。有关部门确认了舒欢借用别人的身份证入厂、“误用”别人的身份住院以及森某塑胶丝花加工厂非法用工的事实。
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五条规定，七级伤残的一次性赔偿金应按赔偿基数的4倍支付，而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深圳市2010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0456元，舒欢应获得一次性赔偿金为20.19万元。
但许老板叫嚷道：“我只能够出10万元，再多就没有了!”
调解人员意味深长地对舒欢、张绍喜说：“打官司的话，拖个两三年很正常，或是把老板逼跑了，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我们也没办法啊……你们还是私了吧!”
最后，双方达成一致协议：许老板一次性赔偿舒欢11万元，舒欢不再追究许老板任何责任。
11月6日，与工友告别的时候，习惯把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的舒欢终于伸出了他的右手，热泪盈眶：“从此以后，我的右手，再也无法作出OK的动作了!”(据《南方工报》 赵新强 刘秋菊 陈燕娣)
引用法条
[1]《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五条
U147091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