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唐某左手三指的功能现已基本丧失的实际情况，……由建筑公司及木工组承包负责人共同支付唐某工伤补偿费１２０００元（不含己支付的医药费、住院费、手术费、伙食费等），……唐某与建筑公司的关系就此了断，今后再无纠葛……”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０日建筑公司按照协议一次性将１２０００元补偿款（其中１００００元是木工组承包负责人根据安全生产管理专项协议承担的）支付给唐某。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唐某在其委托代理人的陪同下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申诉材料，请求：１、确认２００２年６月其与建筑公司及包工负责人签订的协议书无效；２、建筑公司承担其工伤赔偿责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阶段的审查，认为唐某的第１项申诉请求不在劳动争议仲裁的受理范围，第２项申诉请求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的申诉时效，故对唐某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评析］在处理工伤待遇争议时，常常会遇到案例中出现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工伤补偿协议的情况。但对此类“工伤协议”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却往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原因主要在于工伤保险作为五大社会保险之一，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是必须参加的，而劳动者因工负伤后劳动关系如何调整以及应获得怎样的伤残待遇也都是由有关工伤保险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的。所以人们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工伤责任分担、伤者经济补偿标准等事项并据此签订协议的行为是无效的，伤者究竟享受何等伤残待遇最终还得靠仲裁机构或审判机关依据有关工伤保险规定来裁断。这样一来，“工伤协议”在争议处理过程中仅仅被当作双方当事人私下里订立的一种不规范且需要予以纠正的协议看待。要依工伤保险规定裁断就要先推翻这样的“工伤协议”，案例中唐某提出的第一项申诉请求便是“确认２００２年６月其与建筑公司及包工负责人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也就很“顺理成章”了。
然而在劳动争议处理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立案审查阶段，对当事人申诉时效的审查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对时效的审查，在处理工伤待遇争议时“工伤协议”的作用就不能忽视了。劳动争议仲裁６０日的申诉时效源自于《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即“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而所谓“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根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１９９５］３０９号）、《〈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劳部发［１９９４］２８９号）的规定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尽管原劳动部办公厅在《关于处理工伤争议有关问题的复函》（劳办发［１９９６］２８号）中提到：“目前劳动行政部门对受理劳动者工伤申诉没有时效规定”，但对于非属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而言，依法受理工伤待遇争议时仍然要审查申诉时效，只是在工伤待遇争议发生的时间即时效起算点的确定上比其他劳动争议特殊一些，因为可能作为时效起算点的多个时间点会同时摆在面前，需要加以甄别。
劳动者因工负伤是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责任的直接原因，所以人们更多会将劳动者负伤之日作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但其实从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看，第一需要维护的是生命健康权，劳动者受伤后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及时救治，而不一定是就伤残待遇提出仲裁申请。况且，劳动者负伤后用人单位还有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工伤以及从工伤保险基金申领有关费用的程序。所以劳动者负伤之日不一定就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前述劳办发［１９９６］２８号文也认为：“劳动争议不应不加区别地将职工负伤之日确定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而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除劳动者负伤之日，实践中可能被确定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时间点还有劳动者住院治疗出院之日、劳动者治疗终结之日、工伤医疗期满之日、劳动者恢复劳动之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日、用人单位按规定应主动申报工伤的期限届满之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伤残待遇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之日等。
前述我们已知用人单位曾与劳动者在所订“工伤协议”中的约定不能对抗劳动者依政府文件规定对其伤残待遇提出的主张。那么在劳动者签署“工伤协议”，尤其是那些写明目的是为了“一次性解决”的协议之时，用人单位确认给予其的伤残待遇（可能是全部待遇）对于其本人而言已经是非常明确了，如果该约定的待遇与规定应得的待遇相比要低（甚至是低得多），即构成了法律上劳动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此时劳动争议６０日的申诉时效就应当开始计算了。劳动者既然有能力与用人单位商议或委托代理人与用人单位商议并签订“工伤协议”，则一般而言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或委托代理人提出仲裁申请也不会有什么障碍。而对法律规定或政策文件规定的不了解不能成为阻却时效计算的法律事由，因此“工伤协议”在处理工伤待遇争议时作为时效起算点，判断申诉是否已超过时效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引用法条
[2]《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U269076998
U768702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