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劳动鉴定委员会先后作出的两份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也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两份鉴定书中明确的鉴定事项，第一次鉴定内容比较全面、客观，因为当中既包括了对胡某左脚骨折的伤情，也反映了其后患精神疾病的病情，而第二份鉴定的最后诊断只有胡某患应激性精神病的反映，对左脚骨折无诊断。故应当认定胡某工伤为九级。第二种观点认为，胡某受伤后，因家中困难无钱医治，某冶金建设公司在此期间即认为其不属工伤，又停发了生活费，造成胡某精神崩溃，致其精神疾病与某冶金建设公司的不作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第二份鉴定结论认定的工伤四级是合法又合理的。
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如果因工受伤就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享受工伤待遇，但鉴于本案中劳动鉴定委员会最后的一份鉴定结论只反映了胡某按“应激性精神病”的病情状况应评残为四级，对于左脚受伤骨折与“应激性精神病”有无直接的因果联系无涉，故对某冶金建设公司提出的对胡某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及对胡某左脚伤情与精神病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的申请予以准许，并委托湖北省人民医院进行上述鉴定。湖北省人民医院于2003年2月24日出具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书。该鉴定书认定：胡某平时性格较内向，与人交往少，几乎没有朋友。在脚伤后，因长期未治疗，单位又停发了生活费，工伤待遇纠纷一直未解决。以上社会心理因素持续存在导致精神异常。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胡某左脚受伤应认定为工伤，并应按九级工伤享受有关工伤待遇。胡某受伤后又发现患有精神病，经鉴定与其脚部受伤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判决由某冶金建设公司按九级工伤待遇支付胡某各项费用。胡某的法定代理人不服，提出上诉。
近几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增加，其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工伤及待遇问题引发的纠纷，在劳动争议这一类型的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从争议发生的原因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对伤残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分歧;二是双方当事人对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但对受伤一方的伤残是否属于工伤存在分歧;三是双方当事人对存在劳动关系和劳动者发生的伤残系工伤无异议，但对伤残程度存在分歧。本案就介于上述第二、三种情况之间。
进行工伤评残鉴定的法定鉴定部门是各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而对于工伤伤残等级的认定，直接决定受伤一方享受何种工伤待遇。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人民法院据以判决的依据。该案中省劳动鉴定委员会因当事人申请，先后作出了两份伤残级别不等的鉴定结论。按照2003年(案件审理时)尚在适用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57条的规定，省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关于胡某评残为四级的复查鉴定应是最终结论，但从法院审理后所认定的事实看，第二份复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明显不足于第一份鉴定结论。于是，两难问题摆在了法官面前，一边是有关法规规定的有最终效力的复查鉴定结论，一边是法院查清的客观事实，即胡某患精神病与工伤无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从该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由特定法律、法规授权的法定鉴定人对有关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是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具有权威性。但《民事诉讼法》第64条又规定，鉴定结论属于7种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并且对于这些法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应当事人互相质证”。上述规定，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有关学者因此肯定：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的鉴定结论，法律上允许其由当事人提供，并且作为举证负担由当事人来承受。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如何，除了必须经法院审查外，还必须接受当事人的互相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否则，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不得产生，并不得作为裁判的基础。综上所述，虽然第二次评残复查鉴定结论是有关部门的最终结论，但法院最终采信了第一份评残鉴定结论，因为民事诉讼活动是把“客观真实”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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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770045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