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华病倒后，她就一直昏迷不醒。”徐的说法得到了李华生前同事的证实。
“李华同志病倒后，我们曾去东台人民医院探望过她。”李华生前的同事周宽告诉本报记者，在病床上的李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平时工作蛮认真的，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所任教的毕业班总体成绩一直保持着较好的排名。”李华另一同事这样评价她。
据悉，在李华病倒期间，几家医院一直未能查清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其生前的几份病历中，本报记者注意到，几家医院都明确注明“晕厥、神智不清”等诊断字眼。据徐语贵说，李华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治疗期间，该院负责主治李华的专家告诉徐语贵，李华的病情有可能是受长时间的劳累所致。
李华去世后，徐语贵于2006年12月6日向李华生前所在学校——南沈灶小学提出了为李华办理工伤（亡）的申请报告。
在该报告中，徐语贵认为：李华是在工作期间晕倒在办公室的，工作认真、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是导致李华突然晕倒抢救无效的原因。对这份申请报告，南沈灶小学有关领导也表示了同意，并在申请报告上签了字。然而，就当徐语贵认为为妻子进行工伤认定有了一线希望时，随后的奔走过程让他感到了失望和无助。
“南沈灶小学的主管部门东台市教育局不同意认定。”徐语贵说，2007年2月25日，东台市教育局就他的申请给予答复，此答复称：对照国家有关规定，李华同志的这种情况不属于工伤（亡）认定范围……
李老师的认真。已参加工作的学生徐云回忆说，当初她到李老师班上时看她不苟言笑，和同学们曾私下称她为“别里科夫”。但这个外号没过几天就叫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发现她其实一点也不古板，她只是特别认真，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
李老师的慈爱。现已读高中的胡秀秀还记得，有一次一个贫困男生在课堂上突然犯了头痛病，李老师二话没说马上摸了100元钱塞到他手里，叫班干部陪他上医院看病；李老师和学生说话，非常注意措词，从不打击人；遇到有调皮学生在课堂上“闹事”，李老师会很温和地说：“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等我先讲完了，我们再一起探讨好吗？”
李老师的公平。在学生们的回忆里，身为班主任的她从未偏爱过一个学生，也没有厌弃过一个学生。她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李老师遇事能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一点，最让我们做学生的感动。因为连我们的父母都未必能做到。”
李老师的幽默。她把原本枯燥乏味的课，讲得妙趣横生，“我们上她的课，从来没觉得四十分钟长过，一节课经常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学生陈志华说，“李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她不仅教给我们知识，更教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除了学生的评价外，李华的一些同事在回忆她时，都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位好教师！”在记者一天的采访中，所有认识李老师的人，包括同事、学生、家长、亲人、邻居，甚至附近杂货铺的老板，都用五个字形容他：好人，好老师。
就李华工伤（亡）认定一事，东台市教育局人事科一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徐语贵的事他是了解的，也很同情，但他们也无能为力。“他要求认定工伤（亡）的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该官员说，《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超过48小时的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据了解，应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之外，还有其他9种情况。“以48小时为杠来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的范畴，这显得有点不近情理。”徐语贵认为，李华的去世和她平时过度劳累不无关系。“因为工作过度疲劳而导致死亡，在短时间是看不出来的，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果用48小时来衡量是否属于工伤（亡），这对一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下工作而去逝的人有点不公平。”徐语贵说。
有关人士认为，李华的事应该视为“过劳死”，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范畴，这种观点在学界已得到普遍认同。
盐城市中盐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周勤认为，“过劳死”往往具备工伤认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应该将其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是劳动带来的灾害。“至于赔偿金额，”周勤建议，“可以比照《工伤保险条例》中有关工伤死亡的规定来确定用人单位的责任，享有相同待遇。”
事实上，劳动保障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曾规定，“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属于工伤。有些地方“几乎已经找到操作的办法”——比如，因加班导致旧病发作死亡也属于工伤。
但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这恰恰把过劳死排除在外，”周勤说，“48小时内算，那么48小时01分死亡怎么办？比较而言，试行办法中的‘工作紧张’明显更有弹性。”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内一些判例明显对劳动者不利。深圳某公司工程师胡新宇因脑膜炎去世。病发前，25岁的他曾连续加班30多天。一时间有关“过劳死”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有关部门就此工伤认定却成了媒体拷问的对象。
周勤向本报记者提出疑问：“48小时”的相关规定，是由于“过劳死”的技术认定非常困难——什么样的机构能够鉴定？如何鉴定？“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说。
对此，盐城教育界一人士同样认为，问题是在取证上。要证明“过劳”与死亡的关系，至少需要完善企业管理（加班时间的准确记录等）、产业医生制度（专门负责对过劳死是否工伤进行认定）等。他认为，现实可行的办法主要是严格工时制度、加强体检并配备产业医生——包括心理医生。
工伤是一个工业社会中的常态，而处理好工伤的认定以及赔偿问题，事关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国内目前的工伤立法，在保护工人的权益方面的能力显得非常羸弱。
据此，周勤认为：“劳动法制定时，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部法律现在已明显滞后。”他说，在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伤认定及赔偿体系也应当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问题的关键是，此点在法律上目前还是难以修改的。”一位观察人士说，《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考虑的，如果认定的范围敞开，那么引发的系列问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个人认为，赋予《工伤保险条例》一些额外的、有针对性的补充还是可行的。”该观察人士说。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迫切的任务。”周勤认为，“但是，目前的立法重点在于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劳动法修订难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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