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法制处陈剑斌说，这些年无锡市劳动保障部门受理的工伤认定申请以每年３０％以上的速度递增，去年达６５００多起，其中的绝大部分劳动保障部门都作出了认定。但是，“我工作了五六年，受害者能全额获赔的基本没有。”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清晨，在无锡一家馄饨连锁店打工的李某，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悲恸中的李某丈夫陈某想找馄饨店老板索取工伤赔偿。但是老板根本就不承认李某是店里的员工，陈某又无法证明其劳动关系。这样，别说享受工伤待遇，就是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保障部门也无法受理。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陈某与店老板签下一份协议：店方支付李某当月工资７００元、退还务工保证金５００元；考虑到其家庭经济困难，给予２０００元补助费，双方一切善后事宜至此均处理完毕。就凭这个盖了饮食店印章的协议书，无锡市劳动保障部门确认了劳动关系，并受理了陈某的工伤认定申请。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能证明发生事故时李某是在上班途中？
馄饨店老板一口咬定，李某当天是请假的，还让４名员工出面作证。不过，店方并不能提供李某回家探亲的请假条。
调查取证人员在警方的案卷里，看到了馄饨店老板接受民警询问的笔录，在问到“李某在出事前是去哪里”时，老板回答：“李某今天是上早班。”从出事的时间、地点和行走方向看，与李某上班路线十分吻合，这为工伤认定提供了铁的证据。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４日，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李某受到的伤害为工伤。
看似没有任何争议的工伤认定，并没有为这件事画上圆满句号。
馄饨店接着向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出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这一认定。这回，馄饨店老板手里突然冒出了一张李某的书面请假条。
无锡市劳动保障部门提出质疑：其一，在饮食店对是否工伤的举证过程中，这张“最具说服力”的书面请假条从未露过面；其二，劳动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在向该店老板娘做调查笔录中，专门询问过李某有无书面请假，老板娘当时一口否认；其三，对这张“请假条”，李某的丈夫陈某辨认后表示，字迹和签名都不像李某所写。
“我已无力再支撑了！”陈某说。发生事故后，仅在工伤认定程序及正常的行政司法审查程序上，就花了一年时间。现在还有更长的“持久战”在等着他：馄饨店走完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再到法院打民事一审二审，最后才是执行，没有三四年时间很难拿到工伤赔偿款。
于是在开庭当日，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在被告席足足等了２０分钟，原告才姗姗来迟，称“我不告你们了”，并说他已与陈某达成协议，要求撤诉。
经事后了解，陈某与馄饨店“私了”，最终拿到了一次性赔偿９万元。而有关部门估算，如果走完法律程序，陈某可拿到２０万元左右的赔偿。
陈剑斌说，从２００６年发生的工伤案件情况分析，８０％是在向企业索赔无果的情况下，才申请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的。当劳动保障部门确认为工伤后，一些企业为逃避责任，进行恶意诉讼，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走完所有诉讼程序后，又在经济赔偿上与当事人进入漫长的民事诉讼过程。这一过程往往要经历二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其目的是以“时间”换“空间”，迫使那些拖不起、等不及的人接受远低于国家标准的赔偿，自愿“私了”。
而且，对工伤事故发生率较高的农民工来说，用人单位不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相当普遍，更增加了确认劳动关系的难度。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秀梅说，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针对无锡的这起纠纷，从确认劳动关系到工伤认定，再到赔偿程序，如果用人单位用尽所有的诉讼程序，受害者一方要过１１道关。
“走完所有程序大约需要４７个月，将近４年之久。如果遭受工伤事故的职工这时才拿到赔偿金，恐怕早已失去最佳治疗时机，甚至已经失去了生命！”陈剑斌说。
“围绕劳动争议案件的制度设计，应当符合及时处理的原则。”黄秀梅说。她介绍，在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劳动法院，这是一种比较经济、也比较符合“及时处理”原则的方式。
也有学者提出，能否实行“裁审择一”的模式，简化相关程序：当事人如果选择仲裁，就不能选择诉讼；选择诉讼，就不能选择仲裁。而目前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途径是，“一调一裁两审终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