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部分区县建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就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举办“农民工维权月”活动，试图通过实施建筑等行业内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专项整治活动来解决其行政区县内存在的一些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社会问题。此农民工维权活动消息刚一公布，便有八方农民工纷至沓来，有的甚至是从河北、天津等地赶来。原来这些在外地打工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工竟然“天真地”以为北京区县的行政部门也可以解决北京市以外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真不知他们是“走投无路”了呢？还是“有病乱投医”？从另一方面讲，北京部分区县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如此关心民生疾苦和维护广大农民工权益的举措无疑会对“和谐社会”之构建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和避免影响社会安定事件的发生也不失为一张“良好处方”。北京市的执业律师们也积极报名参与本次有关农民工维权的咨询活动。可以说，维护农民工权益活动短期内搞得“轰轰烈烈”。
反思一：作为我们“衣食父母”的农民们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了吗？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正是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在从事着农业生产养育着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但目前他们大多数人通过辛劳所能得到的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少数落后地区农民甚至连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普遍地讲，他们的确没有受过什么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也不具有城里人的“眼光和见识”。正是因为他们曾生活在代表贫穷落后的农村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贫穷、他们 “愚昧”，他们的利益也最容易受到侵害。而如今，一旦这些农民失去土地在农村无业可就或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时，为了谋生他们便不分男女老少的纷纷拥向城市，男的农民工一般从事建房修路等工作，女的农民工一般从事保姆清洁等劳务。一个个舒适安逸的居住小区、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条条高速路、一架架立交桥、一座座环境整洁的现代文明城市无不浸透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才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建设者”，才是历史和时代“默默无闻的英雄”。可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像毛泽东同志所讲得那样，真正意识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呢？当然，这里的群众虽然不等同于农民，但就其内涵而言主要是指广大农民。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农民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去尊重他们了吗？农民和农民工们的辛勤劳作与他们的真正所得相较难道真得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吗？难道圣哲老子二千多年前所言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状态至今仍无法改变吗？
反思三：我们该如何保护农民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呢？前段时间当有关新闻媒体报导了几起有关警察被打事件后，就有人喊着要制定《警察权益保护法》，提出《刑法》应对殴打或袭击警察的行为单独规定一个“袭警罪”进行处罚的建议。警察与农民或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相比，孰强孰弱，谁的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农民或农民工被打事件也不知有多少起？那为什么当农民和农民工权益遭到侵害后就没有人喊着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呢？工人有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会组织，企业家有企业家协会，各界社会名流们更有“政协”可以参与，而农民和农民工呢？当他们的权益遭到侵害时，谁真正有权代表或具体组织实施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呢？组织农民或农民工维权活动又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依据或保障呢？即便是为解决实实在在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也没有人认真地去考虑从完善法律制度方面来进行解决。比如，我们可否通过制定法律或法规形式要求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或单位必须交纳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保证金，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超过三个月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对挪用或卷走农民工工资且情节严重的行为按犯罪处理，对侵害农民或农民工利益的行为要规定有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进行处理或维权等。从当前所发生的侵害农民或农民工权益事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看，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农民或农民工若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若没有特殊的法律保护制度为依据而仅靠个别代表多方利益的政府部门通过发文件或搞活动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恐怕是难以达到“立杆见影”、“标本兼治”的实际效果的。
总之，本文提出几个反思的目的是：建议国家要从根本上尽快解决农民和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道德与法律摈弃无情的非理性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狼性法则”，让我们的道德与法律充满有情的理性的“友爱互助”、“公平竞争”的“人性法则”；对制止拖欠和卷走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对有关责任人员采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且必要时采用“绳之以法”的方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