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案，塞勒斯深感肩上的压力：“现在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将近200万人的原告只有八九个代理律师，而沃尔玛有三四十个律师”，但同时他也表现出相当的信心：“我们已作好随时迎接诉讼的准备，只要最高法院认可了集团诉讼，我们将一直坚持下去。”
在整个案件开始后，沃尔玛针对原告的抗辩并不是诉称其并没有歧视女性的行为，而是认为提起集团诉讼有失公允，认为全美上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以及女职工不同的个体状况均有差异，应该将案件分割，以个体实施诉讼。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女职工的个体惧怕失去工作或担心自己力量的弱小而大大减少诉讼的数量，沃尔玛的损失也将大大降低。
集团诉讼制度建立之初的确是为了权衡原告与被告力量上的不对等，譬如我国目前探讨热烈的证券集团诉讼。但在就业领域，由于原告个体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原告的举证增加难度；另一方面，由于“一刀切”的判决，可能使雇主面对庞大的赔偿费用，这对雇主是否公平？都是实践操作中的重要问题。
本案中，针对沃尔玛提出的分割诉讼的要求，原告律师团相应地重点搜集了沃尔玛对女性歧视的普遍性证据。例如人事资料记录的不公正薪酬、升值、培训机会，以及企业培训计划中显示的对女性领导能力的不公正评价，甚至企业领导会议多选在脱衣舞饭店的证据中显示的对女性轻视和敌意的企业文化，证明沃尔玛存在的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是普遍性的，为其提起集团诉讼的诉求奠定了基础。
牵涉到160万到200万女员工的庞大原告群体，无疑是本案受到巨大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有原告如何参与到诉讼？6名代表人是否能够起到代表作用？众多的原告如何协调其利益？塞勒斯律师介绍，美国的集团诉讼分为“opt-in“申请参与 以及”opt-out“自动参与 形式，本案为典型的”opt-out“形式。在原告律师团的组织下，最先提起诉讼的几名原告成为诉讼代表人，向法院提出代表所有女员工的诉讼，一旦法院确定此案可以提起集团诉讼，则所有沃尔玛女员工自动成为原告范围，如不同意者可声明不参与诉讼或表示抗议。
这种将相关当事人自动划入原告范围的起诉标准，显然更有利于原告弱势方集结更广泛的力量，进一步体现了此类诉讼对双方力量的平衡。
诉讼费用无疑是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雇员起诉雇主的最大顾虑之一。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多将此类诉讼诉诸法律援助不同，美国规定此类诉讼如原告胜诉，自然由被告雇主承担诉讼费用；如原告败诉，也无需承担诉讼费用，除非此诉讼根本不应提起，而通常根本不应提起的情况也不会进入正式的诉讼程序，这就大大减轻了原告的负担，鼓励更多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员工提起诉讼。
记者就本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叶静漪女士认为，集团诉讼形式是就业歧视类案件的合理形式，便于集合更多的在就业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的力量，对我国正在进行全民征集反就业歧视法的意见，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与本案涉及全球最大的私人企业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更多的就业歧视、尤其是对女性的歧视更多的，是散见于各类规模较小的企业的歧视行为。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研究部主任李莹女士介绍，目前该中心正在建设“中国妇女权益公益诉讼网络”，计划形成区域性、规模化的力量，针对性骚扰、退休同龄、同工同酬、晋职机会、农村妇女土地权等，进行类型化、区域化的集团诉讼，以期形成结合中国国情的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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