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帅向记者公开了一组关于女性职场性骚扰的最新调查数据，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调查表明：曾经历过不受欢迎的骚扰行为的女性被调查者中，有17.2%遭到来自上司的骚扰，28.7%遭受了来自同事的骚扰，54.1%表示曾遭受来自同事和上司以外的骚扰，包括顾客、患者等因职业需要而要与之打交道的人群。
同时，对于骚扰源的分析显示，骚扰来自上司的情况在行政机关发生率较高，有24%曾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表示受到的骚扰来自单位领导，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而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合资和外资企业中，如果女性被骚扰，那么这些骚扰有3成多的可能性来自她的同事。
在那些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中，受到来自上司的骚扰最多的是管理岗位的女性，其有23.8%表示有过此类不愉快经历。有3成多文秘岗位（34.8%）、服务岗位（30.4%）以及技术岗位（30.1%）的女性曾遭到过来自同事的性骚扰。
“面对性骚扰，除了特别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受害女性的反应基本上是‘集体沉默’，大多数女性遇到骚扰时，一般都是采取尽量躲避的方法，只有极少数女性选择报警。”张帅说，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对这种事情感到难以启齿，更怕公开后会有损自己的名誉，甚至会给家人带来负面影响。而那些遭遇上司性骚扰的女性选择沉默还出于害怕上司给她“穿小鞋”，甚至为此失去工作。
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文秘工作的于珊告诉记者，她也曾遇到过上司给她讲黄色笑话、发黄色短信的情况，但只要对方不是很过分，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她也就能忍就忍了。于珊表示，如果实在受不了就干脆辞职，但也不会因为一般的性骚扰就去报警或者打官司。
举证难造成性骚扰案件难胜诉
大多数遭受性骚扰的女性选择沉默的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性骚扰案件取证非常困难，很难打赢官司。
调查数据显示：在单位，有20.2%的女性表示经历过不受欢迎的黄色笑话和故事；13.4%的女性表示遭遇过不受欢迎的黄色图片、短信；5.7%的女性经历过不受欢迎的身体抚摸。最为严重的是，平均每25个女性被调查者中就有一个曾遭到过强行性行为。
“摸你一下就去告他性骚扰，谁能证明万一他反咬你一口，岂不是里外不是人。”于珊说。
“性骚扰案件败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法律对有关性骚扰的规定不够详细和明确。”张帅介绍，性骚扰一词最早在我国法律中出现是在2005年8月通过的修正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该法虽然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条文，但没有对性骚扰作出明确界定，存在“灰色地带”，同时也没有提到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问题，而职场性骚扰问题直接关系到职场女性的人身权和劳动权。
“尽管有关性骚扰的规定在地方立法上有所突破，但法律法规间协调严重不足，且无明确司法解释。虽有一些法律隐含着禁止性骚扰的精神，但立法指向含糊，司法实践中仍缺乏判决依据。同时，司法理念滞后，也是导致法院仅是机械地在法律简约框架内审理此类案件，难以有效保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张帅补充说。
制定性骚扰防治法维护弱者权益
调查中，42.8%的被调查者表示，其所在单位没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表示有此相关规定的，只占全体被调查总数的26.9%.其中来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近7成表示“本单位没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比例最高，远高出排在第二位的“事业单位”28.7个百分点。
张帅认为，法律应当首先科学界定性骚扰内涵。他建议，对性骚扰内涵采取例示性与概括性相结合的方法，使人们更容易判断什么行为属于性骚扰范畴。
另外，在立法内容具体设计方面，应注意改善弱者寻找法律帮助的传统法律路径。因绝大多数性骚扰案件中存在权力与控制关系，加上性骚扰所具有的隐蔽性，可以考虑制定性骚扰防治法，并对有关问题适度量化，厘清相应法律关系，明晰法律责任，增强法律可操作性。
“另外，在禁止性骚扰立法中还应当对用人单位的责任进行明确和细化，要求单位内部建立性骚扰的投诉机制，并要对员工进行禁止性骚扰和遭受性骚扰后救济途径的培训。同时，还应加大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损害赔偿力度，明确各方责任，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执行。”张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