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西方实体性思维方式表现出还原论（原子主义的）、机械性、客观性、主客二分等特点，并将理性推上统帅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无疑也表现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及管理模式的选择上。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时代，物理学方法的“无往不胜”，使人们自以为能够凭借科学理性分解清楚并掌握任何知识领域。在西方管理学理论中，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不仅财、物，而且人性和事态都被纳入到机械性的管理模型中去加以分析和整合。
当然，不可否认，一方面科学管理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组织行为的效率，为人类经济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物化”，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性，因而未能充分开发人的潜能，甚至使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庸，使人失去自我，失去生活的原本目标，使人沉沦为商业化的、贪图享乐的、甚至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人们为达成目标而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
当然，并非说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弊莫大焉。而是说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各有千秋，体现于管理实践中，亦显现出各自不同的所长与所短。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缺乏分析性思维，较少将世界作为独立于已的客体进行追根究底地研究，较少采用实验方法，故当代中国人在管理上更多的凭借经验和感性，这就需要我们虚心吸取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与科学精神，将其活用于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从而实现“中国管理的科学化”。
同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病”，当代中国人应挖掘、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与智慧，将人文与科学、伦理与心智、整体与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兼容与互涨，取长补短，建立合于“道”的、遵循生态的、合乎人性的管理理论。
我认为，从总体观念上来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补充西方传统管理思想。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易经》，把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相互的因素整合成为一个系统过程，人能够基于其内在本性来参与并实现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且，有机宇宙本体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人，作为宇宙的精灵与世界的主宰，对宇宙本体价值的体验，呈现为道德价值，人性的完成也就是宇宙性的完成。从广义上来说，“一切为了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是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人，因此，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同进步。
最高境界的管理模式应当是在对人性普遍价值目标、宇宙价值目标的认知与自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事实上，价值与哲学可以说是管理的真正起点。只有把握本体价值，进而把握道德价值，我们才能把经济活动维护在一定范围，使它不因为手段而丧失目的，使人不至于在经济活动中工具化、机械化。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整体观念、动态思想应用于管理学中，要把握不同主体、时空、历史、社会关系，限制条件等。
总之，我们应以中国传统文化补充西方的管理思想，实现“西方管理的中国化”。当我们越深刻地把握宇宙之“道”，掌握它演变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就越能发挥它，越能主动变化，主动去改变事物，进而达到“进可攻、退可守、收放自如”的境界。
事实上，当代西方有关人性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体现出东方文化的些许特征，管理思想也随之不断向系统整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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