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这其中有正常需求，因为一些单位的确需要短期、临时的劳动力。如棉花种植企业，每年棉花丰收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采棉工人，丰收过后不再要人。再如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食堂、保洁等，使用劳务派遣工效率更高，无论对劳动者还是用工单位都有益处。
从劳动者的角度看，有的农民工就是趁农闲出来打工，不想找长期工作。有的认为没有合同约束，自由度较高，不用担心请假不好请，也不必过多受劳动强度、提升空间等因素干扰。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写字楼干保洁的付俊芳一家三口都在北京打工。爱人王金良长期跟着一个包工头干装修，却从来没签过合同。经常是哪里有活了，老板一个电话就奔赴工地，没活时就在家里休息。18岁的儿子也在工地上干活，却不固定。“想去上班了就去工地上打个短工，明天不想去了就在家玩儿电脑。”付俊芳觉得这样当临时工没啥不好。“我去年来的这家保洁公司，倒是跟我签合同了，每月都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我们年纪大了，干不了几年就要回农村老家，听说养老保险转回老家也很麻烦。”付俊芳说，她仔细考虑过，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多挣钱，回老家前选择退保，然后参加老家的新农保和新农合。
目前，受到社会指责较多的往往是，用人单位出于降低成本、减少麻烦的需要，迫使本应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成为临时工，并在非临时性岗位上大量使用临时工。
一些机关事业单位，自身编制有限，工作量却很大，于是大量雇用临时工。石秀印说，他去过深圳市某镇的劳动所，编制只有四五个人，却要管理镇上二三十万流动人口，根本忙不过来，该所的编外工作人员多达一两百人。这也是协警、协管员等大量出现的原因。
石秀印介绍说，临时工的特点之一是灵活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希望能实现用工效益的最大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又不用背负社会保险等其他成本。一家已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人事干部告诉笔者，每增加一个编制内的人员，一年就要多支付10万元左右的用工成本；而雇用劳务派遣工，只需支付三四万元的用工成本。
“如果按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的话，企业要多增加工资总数的40%。现在哪个行业能有这么高的利润率？为了降低成本，有些企业就大量聘用临时工，既可以少交或不交社保，经营形势不好时随时可以解雇他们。”一家小企业的负责人陈先生如是说。
大量存在的临时工，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弊端。临时用工不稳定，随时有可能被解雇，劳动者权益难以维护；不上保险，出了工伤无人负责；同工不同酬、用工双轨制，不利于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稳定。对企业而言，雇用临时工看似减少了用工成本，但每雇用一次临时工，就意味着需要从头开始培训，无形中增加了培训成本；加上临时工多数都是非熟练工，难以保证工作质量，对企业长久发展显然不利。
更遑论近期的“临时工”现象。近年来，许多领域一出事，临时工就成了替罪羊。一方面，这些事确实有可能是临时工干的，因为他们没有长期意识，也缺乏职业道德培养和技能培训，只要给钱，让咋干就咋干；另一方面，临时工容易成为相关方面推脱责任的渠道，既损害了政府形象，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难以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