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某房产公司欲开发一水景楼盘，委托某勘察设计院进行勘察与设计，同时签订了勘察合同、设计合同各一份，后该房产公司与其他勘察单位和设计院接洽后，感觉以前委托的勘察设计院所作的方案不能满足该楼盘定位要求，遂起诉要求解除勘察合同和设计合同，法院支持了其解除合同的要求，但判决其应当赔偿该勘察设计院的损失。
案例二：
某化工厂与建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由建设公司为其建设新厂房一处，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矛盾，化工厂欲寻找其他承包商合作，遂起诉要求解除与建设公司的施工合同，建设公司则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法院判决不予解除，双方应继续履行已签订的合同。
评析：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同是发包人要求解除建设工程合同，为什么法院却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应当说，只要满足以上规定的任一条件，合同当事人都有权解除合同。而上述两个案例并没有前四项规定的情形，是否符合第五项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呢？
《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本章（建设工程合同）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而《合同法》第十六章中并没有对解除建设工程合同作出专门规定，那么建设工程合同的解除就应当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即发包人有权随时解除建设工程合同。但为什么法律会规定承揽合同中的定作人可以拥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呢？
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律中的形成权，即只需权利主体对某项法律关系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即可成立的权利。但定作人的单方解除权是否应当有所限制呢？从国外立法看，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虽在赋予定作人的法定解除权的同时，对这种解除权的行使作了必要的限制。如德国民法典第649条规定：“承揽人未完成工作前，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契约。”日本民法典第641条规定：“在承揽人未完成工作时期，定作人，无论何时，都得赔偿损害而解除契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1条也规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可以随时终止契约，但应赔偿承揽人因契约终止而生之损害。”即定作人只有在承揽人未完成工作前才能行使随时解除权。我国《合同法》二百六十八条虽未作出此种规定，但从定作人行使解除权的目的看，是为了中止合同的继续履行。如果承揽人已经完成加工承揽工作，定作人必须接受工作成果，不可再行使解除权。
多数国家的合同法不将建筑工程合同作为单独的有名合同，而是将其归类为承揽合同这一有名合同之中。我国《合同法》尽管将二者分别作为有名合同加以规定，但是在法律适用上是将建筑工程合同当作承揽合同的特殊情形对待的，因此建设工程合同中没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建设工程合同中，发包人在工作成果完成前具有随时解除勘察合同、设计合同、施工合同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发包人的权利。在案例一中，法院支持了房产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即是适用了《合同法》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但案例二中，法院没有支持发包人的主张，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一）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三）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法院认为化工厂要求解除施工合同并不符合以上四种情形，故判决继续履行该合同。但是，仔细分析该四种情形后可以发现，这些情况要么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已经规定的情形，要么是根据一般法理即可得出的确定性结论。
因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该条规定不仅有画蛇添足之嫌，重要的是，它很有可能从实际上剥夺了发包人单方解除施工合同这一《合同法》所赋予的权利。
引用法条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
